2010年5月22日 星期六

抄書:出版是門手工業

老師說得太好,這篇我從前讀過就一直記住了。今天要找資料,把它從網海裡找出來,還是抄到這裡方便自己使用。(這泊是快要變成剪報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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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門手工業
/梁文道
2008年2月3日蘋果日報

我們今天身處的這個時代,或許是人類史上第一個由不讀書的人去統治其他人的時代。知識,甚至文字,在很長的時間裏;都是權力階級的特權,古老的祭司,後起的王權,莫不以此為後盾,操縱不可使知之的百姓。然而,看看我們的身邊,我們的社會,尤其是香港;從企業高層、政府領袖到傳媒大亨等一切實際操控大家命運的人,這裏頭有多少人看書呢?我指的看書,要求並不高,一年十本就夠了;但這些每天決定社會未來走向的人裏頭可有一半人能達到這個要求嗎?我懷疑。

本來這也不是問題,因為書籍早就不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了;何況任何人也都不該懷念那個知識精英壟斷權力的年頭,更不應期盼它的再臨。知識不再被過份地吹捧,知識人不再理所當然地備受尊崇,這都是好事,我沒有任何意見。

老牌出版社博益關門了,理由不是它不賺錢,而是它賺的錢不夠多。對它背後的集團來講,養一批人做不大賺錢的生意很不合乎成本效益,在賬目上就更不好看了,所以結束它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美國的重量級作家勒瑰恩(Ursula K.Guin)在最新一期的《哈潑》雜誌(Harper's, February 2008)上呼籲所有掌控出版社的那些大集團:「放我們一馬吧。」她首先指出,許多歷史悠久的出版社如今都一一落入像梅鐸這樣的大亨手中;他們收購出版社,是因為他們相信出版還是一個能賺錢的行業。近年最佳的例子莫過於《哈利波特》和《達文西密碼》,但問題是全球每天出版近四千種新書,有幾本《哈利波特》和《達文西密碼》呢?當一個主管眾多生意眾多媒體的老闆發現屬下一間出版社幹了幾年都幹不出《哈利波特》,他一定會覺得這是門不好做的買賣,然後就會壓縮他們,甚至要他們結業。勒瑰恩的意見很簡單:你們不喜歡讀書,我們喜歡。你們不喜歡這門生意無所謂,別再搞出版就行了。就讓我們這些既喜歡書又不怕白費力氣的人,自己寫書自己賣書自己買書好了,你們就別再到處收購出版社更別再自辦出版社行嗎?

我不能完全同意勒瑰恩的有趣主張,可是我覺得她的話隱約指出了一個不合時宜但卻非常正確的現實。今天人人都談文化創意產業,覺得這真是個點石成金的好買賣,只要有一點不知打那裏來的創意,就能變出天文數字般的財富。於是大家都忘了,所謂文化產業,它的本質其實只不過是非常土氣非常卑微的手工業罷了。許多大型時裝品牌都會推出一些設計一般,大量生產的鏡框,加上個商標,就突然變身為名牌高檔貨了。不過講究眼鏡的人都曉得,在眼鏡的世界裏,真正站在頂峰的其實是些傳統得不能再傳統的手工小作坊。例如日本的泰八郎,不開分號,不加入連鎖集團,不假手於外包工廠,就他一個老頭每天在那裏磨膠版,一年只做不過千副眼鏡,賣完就算。香港是有很多顧客排隊下訂金,但香港絕不會有人想做泰八郎。

出版難道不也是種手工業嗎?就算大牌如北京三聯,靠的豈不也就是一幫優秀的作者和眼光獨到又專注勤懇的老編輯嗎?這麼大的事業,其骨幹不外乎一群身具「手藝」的人才,用做女紅的方法一針一線地把一本本書製作出來。即便如此,三聯依然不是一家擁有可觀利潤的企業(相較於其他行業)。

賣書的利潤很微薄,被譽為台灣地標的「誠品書店」至今仍在收支平衡的紅線上下浮沉,於是這個行業就會出現各種各樣層層盤剝的怪現象。關於這點,我有切身體會。我和朋友搞了家小出版社,雖說是自娛自樂,但也不想虧掉老本。於是伙伴常常就得勤奮地自己跑書店,看看自己出的書行情如何,問問店家銷售的數字怎麼樣,好有資訊做根據以決定應該重印些什麼書。可是有間新加坡開過來的連鎖書店就是不肯給我們這必要的數字,照他們的講法,「只要有一天你們的書還在架上,我們就絕對不會告訴你,你們的書到底賣出多少」。理論上說,他們只需永遠在架上保住一本我們的書,就直到世界末日都用不「交數」了!這其實是司空見慣的「拖數」老招,只是他們店大不怕小出版。

看起來很有品味很愛書的業者也是如此,更不消提那些不好書本只求數字的大集團了。為什麼「博益」結業,背後的老闆可以不釋回版權給作者,自己不出書了還不讓其他人出呢?我覺得這還不是什麼深層利益計算的結果,而是非常簡單非常表面地不拿作者當回事。人家做的是產業,不是什麼手工業;既然如此,那些手工藝人又有幾斤幾呢?所以他們也可以毫不吝嗇地銷毀所有庫存,既不賤賣,也不捐贈,因為他們的眼沒有書。想想看,捐贈也好賤賣也好,這可都得耗用人力的。而一個真正做手工的人是不可能不愛自家出品的,就像泰八郎,假如純粹為了賺錢,假如不是真心喜愛眼鏡,他能數十年如一日地這麼做下來嗎?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2010年5月19日 星期三

2010年5月18日 星期二

抄書:陳雲的文章兩篇

對現行的一切失望,不就是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的時候嗎?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可能會重新成為我們的範式嗎?

「所謂恒心,就是平靜而高遠的心。」
平靜而高遠。我甚願我心如此。

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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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民主﹐什麼都不是

陳雲

信報, 2010年5月18日,P17 時事評論

星期日正午去了投票。這次沙田的投票站由市中心的大會堂移到偏僻的沙田官立中學,位於城門河畔、車橋之下,偏僻的文化博物館後面。河邊有幾隻白鷺,路邊有悠悠而行的單車,才走一段路,沙田由鬧市忽然變成了郊區,略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原貌。我喜歡。

投票為無悔於後世

微笑和歡樂,即使是苦中作樂,都可以擊退極權。政府鬼鬼祟祟,改了歷年來的投票站位置,只是令我多走一段路,認識鄰近地方而已。這次五區聯合補選,民主派不團結,社民連孤憤過度,達不到所謂公投的成效,卻可令大家醒覺,理解真相,改換策略。我去投票是為了盡公民義務,也是不放過任何一個演練民主技術的機會。

我快五十歲了,半百之年,死而無悔,看見街上的兒童,心中有愧。民主在我們這代不能完成,輪到下一代,他們要遭受更大的不幸了。人是要對歷史負責的,你造的孽,下一代便要承受。正如上一代的糊塗中國文人和武夫,選擇了共產主義,在建政初年的鬥爭中又默不作聲,任由擺佈,終於災難一直延續到現在,直至亡國。佛家所謂三世因果,這一代的中國人可以清楚看到:我們承受上一代人的共產主義罪惡,我們這一代承受叢林資本主義罪惡,我們如不悔改,下一代人便要受兩代人的罪惡,痛苦更大了。

巨獸在開始的時候無人抵抗,下一代便要付出沉重代價。認識到中國無休止的災難,我不能不怨恨上一代的中國文人,何以有眼無珠,錯誤選擇了共產主義,要幾代人白白受苦?

十幾年前,在德國讀《民主中國》雜誌,在廣西調查文革災難的作家鄭義說,他很不明白,以當年中共有限的軍力和管制技術,只要百姓以武力抵抗,哪怕是每家拿起菜刀,文革之類的大批鬥是搞不起來的。全世界所有共產國之中,也只有中國才有文革這樣荒唐的慘劇。奇恥大辱。

民主是為國家安全

老實說,即使中國人繼續糊塗下去,繼續容忍中共的暴虐和巨富的剝削,中國也最終會有民主的。看看伊拉克,亡國之後,便有民主。中國仍是臨時革命政府維繫的經濟與軍事力量,這是自由世界所不能容忍的。中國人自己不主動促成民主,就要等到像伊拉克一樣,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了,被美國整頓,亡國後,由美國人來主持民主選舉。不要誤信美國已經衰落,美國仍擁有令世界震懾的力量。在義在利,對於中國,民主才是富國之道、衛國之道。中國自造民主,是為了國家安全,避免亡國。

不管中共擁有多少資金和軍力,中國脆弱得很,不敗亡,是由於美國的姑息而已。我是個思想簡單的人,將話說得很死,是基於一個判斷:中國不成國家。

一九四九年建政的共產中國,只有政權,而沒有國家,鄧小平走資之後,中共由佔據國家財富的革命黨成了一家超級私人大公司。人民不知為何而戰。一旦戰機啟動,共產中國就會崩潰。中共走資,繁榮之後,未曾打過一次仗,未敢打過一次仗。自知之明也。

勝者盡取的社會,不留希望的社會,剩下的就是崩潰。不論中國大陸,或香港特區,目前都是這種社會。也許,目前不少人已洞悉先機,賺盡分毫,部署移民。

憲政民主 建國之始

共產主義必敗於資本主義,是因為資本主義有國家,而共產主義無國家。共產國的人或公司,沒有獨立而神聖的國民權利,一旦政權與人民的勾結的利用關係完結,就會解散,誰也不欠誰,誰也不會為對方盡義務。那是個極不安全的狀態,不管平民百姓還是獨裁政府自身,都感到極不安全。暴亂、鎮壓、禁閉、虐待,都是緣於那令人心寒的不安全感。

國家是現代史的主體,大同世界是不會出現的。現代就是不間斷的國族運動史,動力來自資本主義、自由合約與文化傳統的結合,自由人締結為國民,建立國家,累積資本,有效使用自然資源,繁榮國族的整體階級,以此為基地而向外擴張。

近二十年的資本主義走了歪路,是跨國公司驕橫過度,以為可以富可敵國,四出投機、避稅、剝削,背叛了國家,甚至要國家來為那些背叛國家的大公司埋單擔保。

阿當.史密夫(Adam Smith)的那本《國富論》,我總是讀不完,但每拿起政治經濟學大師的書,都對書名玩味再三:The Wealth of Nations。資本家的後盾在各自的國家,而國家的富裕,不是來自國庫或國有資產,而是來自國家整體階級的富裕和創造力。

要建立現代國家,就要憲政民主,這是一切現代化運動的起點。中國由共產主義走回資本主義的起點,也要走回憲政民主的起點。否則,一切浮華,終歸煙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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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園村是很危險的

陳雲

信報,2010年1月19日

菜園茅舍,一群人靜靜耕種,是很令某些人氣憤的事。遠古的中國帝王,卻很喜歡這種景象,認為所謂治世,亦不外如此。帝堯之世,老農唱《擊壤歌》,以頌帝堯之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此古詩流傳不絕,歷代帝王亦不禁止。讀外國文學,找不到同類民謠。

集權政府.奪地為先

王朝中國有授田與永業田之制。授田是王朝分授田地予無地之農戶,死後田地歸還公家,如夏代的貢法、商朝的助法、周朝的徹法、唐代的授田法,均屬此類制度。另有永業田之制,北周、隋、唐時所施行的田制之一,每丁授予桑田若干,依法課稅,因可世代承耕,故稱為「永業田」。寺院道觀之永業田地,供養僧道;宗族之公田,維繫祭祀及供養士子;私人之田地,維護家族世系之永繼。士人擁有家業,則有退隱之餘地,可以不必趨炎附勢。

王朝中國戰亂頻仍而民間穩定,乃由於氏族有恒產而有恒心。近代之殖民政權、共產政權,乃至金融資本主義之政權,都計謀取消人民之恒產,使之失去恒心,心浮氣躁,任由政府或財閥驅策。

英國未佔領新界之前,新界鄉民擁有的是永業田,佔領之後,一九〇〇年三月,立法局三讀通過《新界田土法庭法案》,其中第十五條「……現謹宣布新界全部土地為皇家財產,按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拓展香港界址專條》所訂年期內,任何人……未經授權,俱屬霸佔皇家官地……」,本來屬永久業權的地契,一下子變成承租契。民間擁有土地乃自由之保證,取消永業田,是英國殖民者限制華人自由之法。共產黨建立政權,第一件大事便是剝奪土地擁有權,使平民、僧道、士人皆無田園庇蔭。

港英的社會主義善政

然則港英政府面對大量湧來香港之大陸難民,也要採用仁政。菜園村居民現在被特區政府鄙視的非法寮屋,殖民地時代叫「平房」,是港英容忍搭建的臨時居所,連帶一個耕作的田園,是典型的戰後歐洲社會主義遺風。例如,德國在戰後百廢待舉,政府無錢照顧工人福利,很多市政府便在市郊分配工人土地,容許建設平房及耕種田園,使勞苦大眾可以安居,得享家園之樂。港英當年除了容許港人散落鄉郊,安居田園,還協助修築水坑及提供蔬菜供銷合作社之服務。同時期,港英建築公屋及居屋,令大部分貧民可以安居或置業,令民心安定而歸屬香港。

菜園村現在的百多戶人家,有些是退休田園的老夫妻,也有是一大家人老少同住的,在外邊打一份卑微的工,回家種菜幫補糧食,田園生活偶然也治療工作場所的挫折和傷痛。

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工廠的人嘲笑手腳不夠勤快的同工,會說﹕「你返鄉下耕田吧!」當年,耕田確是一條退路,半工半農,更是很多村民的生路,不必離棄鄉村的家園,又可享受現代工業社會的好處。往昔香港雖急速工業化和現代化,社會卻可承受震盪和衝擊,鄉村半耕半工的社區、城市的家庭式工廠和作坊,都充當過緩衝與轉化的角色。

然而,進入官商勾結的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港府限制土地供應,又不以資產增值稅及物業空置稅來遏止炒風,市民的土地及住所已經變成炒賣對象,很多業主面憧憬物業價格持續上升而不斷更換住宅或炒賣物業,即使擁有產業,也不再是恒產,開口是樓市,閉口是地產,終日謀算資產增值,於是便對生活和香港失去恒心。所謂恒心,就是平靜而高遠的心。

為什麼菜園村有如此大的感召力,是因為當地的村民是以恒產的心態來對待田地和物業的,一家人溫暖地住在一起,種植蔬菜果樹,山環水抱,生活簡樸實在,食物新鮮而有機,鄰舍關懷照應。即使家財萬貫,也不能如此生活。一般人辛苦累積財富,追求的也不外乎是這種生活罷了。拼命追求財富,是因為不安全感,例如,遇到疾病和意外而破財,陷入貧困。假若政府為平民承擔社會保障,例如歐洲發達政府的做法,平民是不會陷入貧困,於是沒有多少人會拚命追求財富。

最合乎人性生活方式

菜園村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展示了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性,而且顯示前朝政府的社會主義作風。菜園村這種耕住結合的樸素生活,一點也不落伍,歐美國家,隨處可見。它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的最穩定可靠的、最合乎人倫道德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發達之後,嚮往的也不過是這樣的田園生活,只是多了一份財產保證的安全感而已,而這種安全感,其實是可以用政府的社會保障和鄰舍親友的照應來代替的。

香港新一代的年青人見多識廣,富有想像力和同理心,見到菜園村自然欣喜,視如珍寶。只有財迷心竅而致心靈閉塞的人,才會嘲笑年青人未種過菜、耕過田,怎會走去保衞菜園村的。

無人性的、千方百計驅策平民進入樓宇信貸和商場消費社會的財閥和財閥授權的政府,見到菜園村會氣憤難平。在他們的眼皮底下,貧民竟然可以如此愉快地生活,不用買他們的「發水樓」,也不必依賴他們的商場和超市。他們要鏟平菜園村,抄窮人的家,自是可以理解的。

2010年5月14日 星期五

想念你


想念你
我父。
還記得2006年的今天,那滿街的木棉絮,如雪。

你在那邊還好嗎?我戴著木棉,想你。

2010年5月12日 星期三

鳥兒


看見鳥兒的可能反應如下:
- 指著牠,並以超可愛的音調說:哇~ 雀雀呀~ 好可愛呀~
- 感嘆:唉~ 我好似佢咁,識得0係個天度自由自在咁飛就好啦~
- 屏息靜氣,取出相機,輕輕步近,拍照。

2010年5月10日 星期一

書比人長壽

編輯校對課談語言文字語法修辭。雖然我不大認同老師們的某些觀點,但他們真讓我敬佩。

是哪些觀點?這簡直是政見的不同。對。是政見不同。誰說語言文字中間沒有政治。他們非常強調現代漢語應以普通話作標準,並且是應普通話「我手寫我口」地書寫,於是寫文和審稿的時候,最好以普通話思考。首先,現代漢語為何會變成普通話而不是廣東話,這其實只是一票之差的事。廣東話比普通話古雅、上接文言,於文化承傳方面較佳,是不爭的事實。加上我非常認同唯風老師的「沒有我手寫我口」論 (即以普通話作母語者,亦不能把口語直接入文。五四時代「我手寫我口」論,係對比文言文而言的),又贊同陳雲先生的語言觀點 (即現時內地的中文歐化赤化嚴重,亦因過度重視死板的語法修辭而失卻其鮮活),要我以現時的普通話作標準,實不能完全接受也。

不過,老師們對語言文字、對書籍製作的嚴謹認真,叫我感動。老師講到詞語有「理性義」和「色彩義」之分,例如陳水扁以「罄竹難書」作褒詞係錯用成語,因「罄竹難書」的「色彩義」是貶義,其出處係李默指責隋陽帝之罪行罄竹難書,又豈有褒義之理。我問「驕傲」一詞又如何?現在很多人都將之用作褒義。老師答,是的,現在不少詞語都是這樣,「奢華」也用作褒詞了。或許是因為社會改變了,錢的地位變得很高。但經濟發展會有限度的,終究會回到其他價值。我們造書的時候把關還是要足一點,畢竟書比人長壽。嗯!書比人長壽。其實在今天的社會,書很短壽,從出版到擺枱到退回,或許不過一兩個月。老師說的長壽是書在社會中存在的時間:它們會在某人的書櫃放上好些年,又流轉到二手書店,最後或許會被一個香港史學者看上,翻開看到原來在某一個年代、香港人會視驕傲為褒義的行為。這與歌詞(「我的驕傲」)和廣告(「香港的驕傲」)的影響力相距太遠了吧。但老師會為這種長壽而要求自己和同業要把好關。那瞬我不禁眼泛淚光。

這篇向老師們致敬,並與各文字工作者和中文老師共勉。

我只想簡簡單單的做一個基督徒

我只想簡簡單單的做一個基督徒
行公義 好憐憫 愛神愛人
這麼簡單 這麼難

票我一定會投(而且不是白票)
如果這樣等於要下地獄 就讓我下地獄吧
但我相信 在那個地獄 神會與我同在
就讓他們與他們的神在天堂裡吧

安徒君的分析,所言甚是也:
(藍色highlight由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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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P04 周日話題 By 安徒
2010-05-09

「河蟹」教會之「斷章取義」

在上有權柄的, 人人當順服他, 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 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羅馬書第13 章1-2》

編按
「5 區公投」前夕, 政府冷宣傳, 建制派「PASS」轉而集中火力部署善後(近日曾鈺成事先張揚一旦出現關鍵一票他會辭任立會主席投票);硝煙反而在宗教界燒起,親建制教會引用聖經呼籲教徒在補選中投白票,一股新的保守政治力量冒出頭臉。

吳宗文牧師於2 月7 日舉辦「為香港求平安」祈禱會:

「現今在香港論政或參政的人士都必須從歷史現實出發,立足於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架構之肯定,並尊重中國對香港有主、治權之事實。從政治理想出發,易於將一些別人未必同意的烏托邦東西,脫離實地強加諸社會。基督徒不迷信任何政治體制,甚至不會將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因為這樣便是拜偶像了……假如5 區補選有競爭對手的話,讓我們以所投的一票將所有暴戾驅逐出立法會, 或以極多的空票來展示我們的不滿!」

「為香港求平安錄像」www.hkcccu.org.hk/news/100207/index.html

「5 區公投」因為建制派杯葛,至今仍是氣氛淡靜。

在低迷的政治氣壓下, 「河蟹牧師」率先呼籲信徒投空票、白票,並高呼要一舉掃除立法會的「暴戾」風氣和言論。此事曝光於媒體之後,引來教內教外廣泛討論。

其中最有趣的一個回應來自「明光社」的蔡志森。

他在自己製作的視頻中批評說有人「斷章取義」、「上綱上線」,這種做法可能會令信徒回到害怕政治,對政治「敬而遠之」,使鼓勵信徒更多關心社會政治的目標適得其反。蔡先生既未說明人家「所斷何章」、也未指出「所取何義」,卻「三扒兩撥」把問題抽象化和一般化到「基督徒應否關心政治」的空洞層面,自身已經示範了一種十分典型的「斷章取義」操作,甚至可作課堂經典。不過,蔡先生的油滑口吻,卻令我對他這種基督徒參政頗有「信心」,至少,這種可以「顧左右而言他」而毫不臉紅的手腕,雖然難成一名可以贏取人民真正信任的「政治家」,但對一般政客來說,也算是合格的入門之技。

文 / 安徒

不過,在這個世代,要驗證「斷章取義」的指控能否成立其實毫不困難。涉事吳宗文牧師的發言,人人都可以在「華人基督教聯會」的官方網頁找到,原汁原味,毫無刪剪。他的發言講稿,亦早已分發《基督教週報》(第2373 期)和《國度復興報》(12.3.2010),這些都是公開資料。事實上,在視頻錄像所聞見的吳牧師發言,的確令人印象猶深,至少吳牧師在當場並無半點油滑。相反地,他要闡述所推銷的,是巨細無遺,既有神學理論,也針對當下問題,相當揮灑和具備自信的一整套「保守主義意識形態」。

引用《羅馬書》闡述順服

按筆者所見,在這個由「華基聯」特別安排,名為「為香港求平安」的祈禱會上,主題就是引用《聖經》中《羅馬書》關於「順服」執政掌權者的經文作權威,為新時期下教會順服政權的保守主義主流路線鳴鑼開道。吳宗文牧師的講道角色,主要用德國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對相關經文的註釋,為「順從」這一指導思想作解。

事實上,《羅馬書》歷代以來往往被親王權和建制力量的教會片面引用,作為一種「君權神授」論說的根據。近代各式的獨裁體制,包括德國納粹時期、台灣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歲月、南非的白人種族主義下,那些保守和親建制的新教教會,都有挾《羅馬書》以令信眾服從的前科。

前浸會神學院新約教授孫寶玲,就曾在她的著作《新約倫理》裏引述新約專家古爾曼(OscarCullmann)所言: 「每當基督徒因為追隨基督而抗議國家政權的獨裁宣示,政權的代表或為他們跑腿的神學人通常會訴諸保羅這段經文,彷彿基督徒必須讚許、甚至縱容獨裁政權的惡行。」 ……而「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年日裏,前南非總統博塔(P. W. Botha)也曾引用羅馬書第十三章這段經文,嘉許那些「支持」南非白人政府的信徒為「愛和尊敬主教、有真摯健康的生活、守法紀、服權柄……聖經給世界裏的政權和被管治者一個信息,所以我們在羅馬書第十三章讀到人人都當順服掌權者。」

一生反對納粹獨裁的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Barth),苦思政教關係,多番註解和論述《羅馬書》,認為教會不可以為政權吸納,蛻化成一種「治民宗教」(civil religion),為的是教會可以持續批判政權,以確保政權可以行上帝的公義,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一些教會對《羅馬書》及基督教精神繼續「斷章取義」。可是弔詭的是,巴特本人的《羅馬書》解說本身,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斷章取義」。繼納粹德國、南非、台灣,現在到了香港。

不過,筆者認為最有公共旨趣的,還是吳宗文對這種「順服」思想的具體演繹。吳宗文認為香港參政人士必須從歷史現實出發,肯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尊重中國對香港的主、治權。他接批評那些從「政治理想」出發的人,其實是把一些烏托邦的東西脫離實地強加諸社會,把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和偶像化。但是,民主不代表沒有問題或能解決所有問題。在他眼中,亞洲和東歐實行的成功民主,從沒有純西方色彩的,因此,強行移植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他又大力抨擊推動民主的人,只知理念,但不考慮民主理念的實施需要人心的教育和改造,那些都是一些龐大而複雜的「社會工程」。

他又說到有政治學者認為, 「不要講這麼高深的理論,這麼崇高的理念」,政治其實是一種妥協的藝術,是將社會資源切餅分配的遊戲,因此任何立場的議政和參政人士,都該以此為底線。那些不能以「妥協」和「分餅」作為底線的人,是挑戰權威和測試極限,將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經濟民生置諸不理,他們需要對社會和個人良知負上政治和道德責任。

事實上,剛剛引用完巴特《羅馬書釋義》的吳宗文,忘記了巴特在《教會與國家》一書寫道,為了防止國家「惡魔本性」,基督教會正應以「國家的民主『理念』」(democratic conceptionof the State)作為新約精神的核心,教會應以付諸思想和行動的不同方式,確保國家以公義為本。吳宗文照搬(沒有名字的)所謂政治學者(當中一定包括了無神論者、權術至上的馬基維尼派等)的「妥協」、「分餅」的「政治」定義,說明了他不但拋棄了巴特,也拋棄了神學,以及拋棄了《聖經》的理念!

事實上,了解吳宗文的保守主義綱領,是不需什麼信仰,什麼神學訓練的。因為他說的和《文匯》、《大公》及民建聯等建制派每日重複的差別不大。例如,他針對香港立法會內某些議員仿效了韓國、台灣的打罵文化,與「暴民政治」(mob politics)只是一線之隔,他認為他們不能像先進西方民主國家的議會一樣,提問先後有序、「措辭溫文有禮」。一些宣揚「民主自由」的媒體,更存有「政治正確」的偏見,極盡語言誤導、煽動、卻又誨淫誨色、鼓勵賭博。年輕人目濡耳染,所以街頭示威盡訴軀體暴力,按他的說法,這又是受了西方後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

保守主義運動最詳盡綱領

雖然如此,吳宗文的發言可以說是香港基督教界領導香港保守主義運動迄今為止最詳盡的一套綱領和政策清單。上及宗教與政權的關係,下及對文化、媒體、思潮和青少年的批評方式及取態。只不過,這些內容都只是拼而來:除了有點過氣或讀不通的神學外,也混雜了「政治務實主義」的「反理想主義∕反烏托邦」修辭,亦不時湊合了「亞洲文化特殊論」的「文化相對主義」論述,甚至諂媚地來一點中共合聽的「反西方」的語調。

這樣說的時候,吳宗文似乎忘記了基督教自己也是來自「西方」的「洋教」的事實。但是,他在佔取「非西方的現實」作為發言依據,炮轟他人的時候, 卻仍不忘把「西方議會」的「禮貌」、「有序」肆意理想化、神話化和偶像化,以便嘲弄那些「擁抱西方民主」的人。再者,不無排他及種族主義意味地,吳宗文最後更認為其他打基督教旗幟的群體和刊物,甚至那些「外國(教會)組織在香港設立的分會」並不一定符合基督教信仰原則,只有「華人基督教聯會」才是歷史悠久的華人信徒自發組織,才能代表香港基督教教會的聲音。

定於一尊,排除異己異端,訴諸人數位勢(而非真誠辯論)自封盟主,以天命或上帝旨意的代言者之名,把既享的權力合理化……雖然這些都是和基督新教的抗議精神和傳統大相逕庭,卻是共產黨人和西方古老一神教體系共享的惡劣文化習性。也是這些惡劣的習性,使兩者分別從「理想主義」和「神聖真理」墮落成「意識形態」。不過,何其恰巧地,這又是兩者目前可以眉來眼去的共同語言。

建制派急需保守意識形態

按照葛蘭西(Gramsci)所說, 「意識形態」從來都是駁雜無章的。雖然華基聯∕吳宗文這套論述是如此充滿矛盾、誤讀,但又有何相干呢?因為香港建制派目前急切需要的,只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吧了。如果說, 「明光社」、「性文化學會」等推出的是一種「道德保守主義」(有時它又要一種披上半吊子的「溫和民主派」面紗護航);那麼華基聯、吳宗文等基督教界領袖今日要兜售的已是一種沒有半點保留的「政治保守主義」。時間可能是對的,因為這是香港一個「指鹿為馬」時代的開端。( 「牧羊人」都去了「牧河蟹」?)當今世自由主義巨擘羅爾斯(John Rawls)的學說都可以給說成是為「功能組別」護航的論據(多得「宗教右派」吹鼓手梁燕城近日在《信報》劃時代的偉論!),那麼給卡爾.巴特、給《聖經》、給基督教信仰來個時空倒錯的斷章取義又「有乜咁大件事」呢?

就讓我們由「君權神授」的合理,證明「功能組別」是香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最偉大貢獻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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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森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希望透過今次抗議和批評令教會和牧者更加積極去回應社會關係,但我認為他們的做法會適得其反,因為他們斷章取義,動輒上綱上線,反而令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怕政治的問題,對政治更加敬而遠之。」

明光社視頻
www.truth-light.org.hk/main/woodman.jsp?id=woodman-2010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