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

我覺得我開始故態復萌，又記條子筆記。是因為沒有讀者而胡來吧。
1. 又去看寫給羅志華各篇悼文，為甚麼呢？總覺得很悲。
2. 如果歷史如班雅明所言是已經失落了的提醒，讓我們再一次看過去的事來獲取教訓吧。杜象的便池後來竟然可以成為藝術館和收藏家認可之物，這不是直接使其失去了原初的意義嗎？樂活呀，在消費主義社會裡，會不會同樣給消解掉？
3.昨晚去了st john cathedral聽中世紀無伴奏聖樂/民歌演唱。對於前後只以中場休息間隔的聖樂和民歌high low art mix and match，我自己還是感到錯愕的。另，聽過這次演唱，我完全明白班雅明說的藝術品光環了。那已經列入古蹟的大教堂，她們三人在場地裡以不同排列演唱，那是不能重覆的經驗，不能在cd片中感受的經驗：她們三人在觀眾席中排成三角型向著不同方向唱詠。我能想像坐在另一角落的觀眾擁有跟我不一樣的經驗…還有，無伴奏聖樂的優美實在…讓我以為這是天籟。我開始明白為何我們上教會要唱阿門頌，瑜伽後要唱om，我開始明白，聲音對心靈的關係和重要。感謝天父！

轉載：行淫時被拿 by智海

這是我看過的，作為基督徒，對艷照門最好的回應。
而佛教的版本，可能就是：風不在動、布也不在動，是你的心在動。
是淫耶？或，汝淫耶？
心照啦！


行淫時被拿 24 February 2008

有人提到這段聖經。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他怎麼樣呢。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麼？她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翰福音8章3至11節)
法利賽人和文士是什麼人？就是熟悉律法的人，他們這次捉姦在床，就是以執法者的姿態出現吧。現代的處境可以說是律師，或是那些俗稱衛道之士，執法者則是警察了。
奇案奇在這婦人是行淫時被捉拿，換句話說執法者在背後偷窺當事人。假如當時有照相機的話，可以偷拍後將照片拿去做呈堂證供了，以指責婦人之為淫，且稱照片為淫照；假如當時有互聯網，照片可能流出來給大眾肆意觀看和下載了，然後執法者控告藏有他所介定的淫照者為淫。
耶穌的回答是那句耳熟能詳的「誰沒有罪的就可以定那人的罪」，即係叫叫大家心照囉，問心無愧，那麼容易，那麼難。
這真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轉貼：悼青文老闆羅志華 關夢南的詩 及 韓麗珠的散文

悼羅志華
~關夢南

離開的人總要離開
活着的人
難得暫時放下手裏的工作
想一想
呵 他曾經也是
我的一個朋友

不要怪責書
書也不過是因為
貨倉的陰冷
（當然還有長期
賣不出去的內在埋怨）
而有點生氣

書後來的難過
其實也與你
和我一樣
覺得不應該
這樣對待一個
長期與書生活的人

為了防止發生
同樣的工業意外
我們是否要比以前更團結？
做好目前的工作吧
讓文字走出陰暗的角落
這或者就是
最好的懷念



難過
~韓麗珠

我還是無法遏止難過，在你難開了之後。或許令人無法接受的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離開。死亡究竟是一件怎樣的事，每一次有認識的人離去，就像大氣層破損了的洞，我們依舊作息和生活，然後那個洞不斷在擴大，直至我們自己也成了死去的人。
我甚至不知道我們是否算得上是「朋友」(那麼我的難過才比較合理)，每次我不得不跟你聯絡也是為了書的事。還沒有知道這消息之前的上午，我好幾次想起了你，因為你的貨倉還有我們的書，我想打電話給你，腦海中已經浮現了你的電話號碼，只是沒有拿起電話。
最後一次跟你通話是個多月前的中午，我問你書的下落，你說書還在貨倉裡。然後你說起在新建的藝術村裡，你租了其中一個房間，因為租金便宜，又有了安放書和工作的地方。然後就像以往的每一次，你開始離題了。
我又想起了書店結束的一星期前，我跟T到那裡買書，我問你，幾乎不存在的收入，如何能維持生活，你說維生的費用只需要很少很少，你可以每天只吃一餐，只要懂得到哪裡購買廉宜的食物，生活根本不成問題。你應該有詳細地告訴我究竟到哪裡吃飯，以及如何才能克制自己的食量，但我已經忘記了。其實我早已察覺，你非常喜歡說話，尤其是不著邊際地由一點談到另一點，我應該更有耐心，明白聊天是你的娛樂方式，然後沉默地聆聽。但我只是不斷在你離題的時候，提醒你回到原來的話題上去，尤其是關於書的事上。我關心的對象其實一直只是自己的書，而不是你。
那個仍未知道消息的上午，我還想起你曾經說我是個神經質的人，那是出版那本書時的事情。但那時我仍然沒有想到你，腦裡只是擠滿了神經質女人的臉孔。
只是記得有一段時間，我常常走到你的書店，跟你處理將要出版的書。那裡有一堵堆疊得很高的書牆，你坐在書牆之旁。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叫你快點收拾一下，不然塌下來了怎麼辦。後來塌下的應該是另一些書，但如果我早知道許多的書會同時塌下來，我就不會堅持出版那本書，起碼不要令它們成為你的書堆裡其中一堆書，那麼塌下來的書的重量就會減輕，也不會有那一段因為出版而令每個人都受了壓力的時間。
我總是認為，這是以每個人的意志力所推動的世界。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麼是不是過多的不關心，把你擠到這世界的邊緣去？甚至擠到邊界以外，還沒有察覺。

抄書：林奕華的"陳冠希作為比喻的 A to Z"的片段

關於一些思考

關於相片
F is for Fetishism/Friendship
照片是「物件」。又因為被拍攝的對象（物）經過「構圖」會給觀者帶來欲望（與滿足），所以，我們可以通過鏡頭來透視一個人的靈與慾。
由手機附帶攝錄功能，到每個部落格上都少不了照片瀏覽，充分說明這是個「物」比「人」重要的時代。聆聽不再比觀看重要。「觀看」作為感官之一，確是更能令我們掌握生命的「價值」：說話不可能被量化，但食物、風景，統統都可以。由此可知，「經驗」已失去了被心領神會的意義，它（們）就是要經歷首先被「物質化」，再加以炫耀，繼而才能所謂「分享」——其實是害怕「口講無憑」。
每個人都要手執保障自己／證明自己的token（籌碼）才能自覺存在，彼此友誼（以及其連結）如是也由戀物來維繫。

關於我們如何面對我們被灌輸要得到而得不到的東西
K is for Killer
奇拿在《死亡筆記》中是個替天行道者。如果陳冠希案中真有手執所有照片與錄像片段的「殺手」，他的動機又是哪一種替天行道，抑或是要復哪一種仇？
太多了。正如前述，許多得不到被教育、被灌輸必須得到某些東西的人都自覺是被辜負、被背叛、被遺棄、被犧牲的「失敗者」。尤其在這「每個人都有15分鐘成為名人」的時代裏，失敗者的傷痕、仇恨並非來自個人恩怨，而是如大坦克車般把他（或她）壓扁的「成功意識」。
名人成為被媒體開刀的對象，是身分地位焦慮大幅度發酵的必然結果。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欲望造成我們內傷，受傷更不會令我們明白休養生息的重要，反之，只會加深對欲望追求的迫切感。既然積極無用，消極的滿足——如摧毁別人——也能帶來成就感。
都說奇拿揭穿藝人的荒淫虛偽，但誰敢說易地而處，「他」不會一樣物盡其用？所以，我們就是奇拿，奇拿就是我們。「我們」就是不敢挑戰建構大眾欲望的制度，而只敢讓條件容或比我們好，但同樣是受害的人活得不好過。

關於不可能的道德
M is for Morals
阿嬌也好，陳冠希也好，2人在今次事件中蒙受的損失再大，承受的壓力再大，在媒體和大眾眼中，都不能開脫「影響年輕人道德觀」的責任。
什麼是「年輕人道德觀」？
在權威（泛指家長）的理想中，年輕人都是白紙，並且以保護他們繼續「白紙」下去之名來禁制他們從經驗中找到自己，認識自己。有一次我在某教會中學便聽過一位校長理所當然地說：「外面的世界如此混亂，我不能容許我的學生和它發生任何接觸。」我的第一個反問是：「你打算讓他們一輩子住在校內？」她明顯把「我的」看得比一切重要。
每個成年人都曾是年輕人。很多今日說要保護年輕人不讓他們被不良風氣腐化的父母，過去都曾反抗以同樣道理壓制他們的上一代。但在今天，他們不想子女道德淪亡的同時，自己的人際與情慾關係卻無比複雜混亂。我的意思是，不知多少人是消極利用道德來避免「問題」的產生，反而不去教育子女（或自己）以多角度思考和培養辨別是非能力來回應人生中的什麼是對和錯。
陳冠希事件在很多「家長」眼中的「罪惡」，乍看是「性」，其實主要還是「不能吃虧」的功利心態。誰叫「性」在我們的社會中一向不被看成是人格發展的重要一步，卻是某種的話事啤——最緊要籌碼？
在向來重「着數（好處）教育」而輕「道德教育」的香港地，成年人們總是要年輕人成為他們自己不能成為的那個人。

男生和女生

今早我又要跑去導賞了。在嚴寒的天氣下。
小孩子們算不上很多，他們分成兩組，由兩位老師帶領。
說好了，要聽完導賞，才可以玩裡面的遊戲。對小孩來說，這不是易事，卻並非不能做到的事。只有今次，他們做不來。
因為？
因為一位老師早把一組學生領走。
因為家長義工和老師無一認為聆聽導賞是一件事。(那麼，為什麼要安排導賞？自己來玩也罷。)
因為一位老師只管要拍好些到此一遊團體照交貨。
男生和女生，都跑去拍照了。
他們都是習慣面對鏡頭的小傢伙。老師一舉起相機，說，要拍了啊！孩子們就擺出他們照像的姿態。女孩們半噸在前面，手腕合攏放在臉蛋兒前，手指張開扮演著小花。男孩們則站在後面，裝出超人的打架姿態。全都是。沒有例外。
他們多麼自覺，也多麼不自覺。
多麼震撼。
女性主義者的坐著的樹枝，何時才能夠給据下來？
不過要求兩性平等，多簡單，多難。

那，是關於自身的悲哀。
或許，那不過是自己的問題？
我　不知道。

重建有尊嚴的舊區生活

第一眼看見《重見．重建》，就覺得這書很有點意思。封面是灰色一片的深水埗重建區唐樓大厦。書的封面、封底和書脊上就只有這個影像，沒有任何關於書籍的資料，資料都在書籍中間的書腰帶上。這道白色書腰帶彷彿一道光，這道光讓讀者看見書籍資料，同時也隱喻這書的主題。書腰帶由臨時加上去的、幫助書籍銷售的二線角色，變成印著書名的一線主角，而且與封面在訊息上連成一體。這無疑是成功的破格設計。這裡除了看見設計師袁蕙嫜的巧思，亦見出版社三聯對創新的支持——只把書籍資料印在容易破損脫落的書腰帶上，對出版社而言不能不算是一種冒險。

但，書腰帶上的白，到底帶領讀者在陳舊的唐樓中「重見」甚麼？

書中介紹了重建區的商戶和居民，如醬園、車房、花牌店、樓梯口報紙檔等，還有媽姐的姑婆屋和一幢住著一株樹的屋。單看這些內容，面對這些似乎都已日漸消逝的人和事，我們很容易會把這書歸納到「集體回憶」類，以為這不過是在清拆前留個記錄，讓讀者輕鬆地懷緬過去的消閒小書。可是，作者許芷盈在自序中就開宗明義的說自己從前對深水埗區的印象較負面，經在該區土生土長的友人游說下才到這不熟悉的區域「旅遊」。明顯，這些舊事物就不是作者、甚至不少港人的回憶。

這書看似輕省的圖文，讓讀者「重見」的卻絕不輕省——舊區所盛載的不是可有可無的一些舊事舊物，而是一種珍貴而脆弱的生活形態。這不是樓盤廣告呈現的那種華麗、高貴、西方白人、中產、年輕、核心家庭、360度維港景色、便捷、乾淨、無痛的生活，不是只有買得起「豪宅」的人才能享受的生活。
許芷盈沒有美化歌頌這種生活形態：朱記三兄妹一家因著要在報紙檔廿四小時輪更，根本沒有全家聚首一堂的時間；兩個媽姐一起住在小小的天台鐵皮屋，不是「姊妹情深」而是「不是冤家不聚頭」…
然而，這種生活形態卻能讓低下階層較有尊嚴地生活，是為大機構當低工資高工時且能被隨意解僱的合約清潔工和看更以外的另一個世界。舊區獨有的環境，如較廉宜的租金、對空間的管理較為寬鬆等，才能讓一些小市民擁有較好的生活：媽姐們能負擔得起十一人合資買一所天台姑婆屋，作為她們聯誼的地方，也是心頭的一份保障；車房需要的空間大，若不是前舖後居省下金錢、在需要時把工作空間擴展到行人路上也能得到街坊體諒，如李瑞強這些小人物小資本大概無法經營一間車房；街坊們能夠以幾個小錢買到全人手製作零化學成份的中式醬料，等等。他們更會利用自己僅有的，運用創意變化出適合自己使用的東西，例如把壞掉的雪櫃當作儲物櫃，竟然發現雪櫃是密封的，防蟲蟻，比起真正的儲物櫃更好；樓梯報紙檔會盡用樓梯口的牆身及地面空間展示貨品等。
這樣的環境也孕育出守望相助的鄰舍關係——李瑞強開放自己的車房搞街坊聯誼聚會、樓下舖頭對樓上住客瞭如指掌充若看更、有事要走開一會鄰舍可幫忙照顧孩子、煮了自己的拿手好菜會分給街坊享用…在新發展的地區，這些都變成冷冰冰的「服務」，每一項都可要付費，而且不一定在居所附近。

人們能夠自力更生生活的那份尊嚴，鄰舍間守望相助的那份友愛，彌足珍貴卻十分脆弱：清拆會把讓這種生活發生的客觀條件都一併清拆掉。因著深水埗「重建」這件事，作者讓我們「重見」了這種日漸失落的生活形態。但「重見」之後又怎樣了？筆者希望，如書名所寫的一樣，「重見」，然後「重建」。這個「重建」不是把所有舊物推倒再建新式高樓大厦和大型商場，而是「重建」這種讓低下階層都能夠有尊嚴、有生活素質的生活環境和條件。

書名：重見．重建
作者：許芷盈
出版社：三聯

原刊於九月一日明報

設計就是改善社會的行動——記「實驗社區—社群面向的設計」研討會(2)

現在設計似乎已成為不斷推陳出新鼓勵消費的角色。這樣的角色或許為設計者帶來潮人的光環，然而，一直為新而新的工作模式已叫不少設計者創意乾塘，不停推陳出新加快潮流轉變的速度亦為不少學者和環保人士所詬病。那麼，為世界多添一張椅子、一部手機是否設計的唯一方向？上周六在kubrick舉行的實驗社區研討會第二砲，請來荷蘭設計師Cindy van den Breman，展示了另一種設計方向。

Cindy仔細講述了她設計Capsters運動帽系列的過程。Capsters運動帽是為戴頭巾的回教婦女而特別設計。荷蘭，跟香港相似的，有不少海外(廉價)勞工到來工作，但他們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其中以戴頭巾的回教及伊斯蘭教婦女尤甚，這引起了Cindy的關注，並以此作為她修讀設計的畢業習作。她很著重設計前的研究工作。事實上，Cindy對這個被社會忽略的社群、和對頭巾的歷史的研究，並不比研究有關題目的學者為弱——不少媒體找她作訪問、並通過她聯絡有關的婦女；她亦出版了一本關於頭巾和面紗的研究著作。看見頭巾似乎就會想到回教，想到歧視女性，想到可怖的原教旨主義。但Cindy在頭巾和面紗方面的研究上，發現傳統上不少宗教和民族的服飾都有女性蓋頭的習慣，頭巾更曾在六十年代成為流行一時的風尚。現在，與其說回教要求女回教徒帶頭巾是歧視女性的行為，不若說女回教徒帶了頭巾遭到歧視：在Cindy訪問的婦女中，就有因為戴著頭巾而遭公車拒載，活活說明了當地的911後穆斯林恐懼症。頭巾於她們而言，未必是宗教或父權壓迫，反而是她們自己的選擇，選擇跟從宗教傳統，選擇以頭巾來表達她們的宗教身份，是她們的身份認同。在這背景下，選擇佩戴頭巾是一種權利，然而，當地政府認為，如果因為安全理由，體育老師可禁止學生於體育課佩戴頭巾。明顯地，兩者是矛盾的。考慮到上述的背景因素和問題，Cindy 因此著手設計運動用頭巾，除了期望解決安全問題，亦期望把頭巾變得現代化、更具時尚，以幫助回教婦女融入當地社會。

設計者於設計前努力了解該物件的對用者的意義及社會價值，從而訂立設計目標，這已屬難得。上述的研究，外加不同門派對可蘭經關於佩戴頭巾dos and don'ts，再加現代運動服潮流探索，大概足夠了吧。Cindy卻再進一步，把畫了的草稿和製造了的模式一再交給婦女們評論和試用。無論前期的研究如何仔細，設計者始終無法成為用者卻是不能改變的事實。「用者才是最重要的」這個想法，為她帶來許多想也未想過的仔細意見，大大改良了她的產品，包括布料的舒適度和外觀。她說，過程中她曾在Capsters上套用了運動服時尚的強調拉鍊的設計，但婦女們一致表示不喜歡；婦女們因宗教原因不可以穿網球短裙，她把頭巾設計成帶有網球短裙感覺的小被肩，就受到歡迎。

Cindy從社區中的小問題出發而設計的Capsters，現在為她帶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訂單，其中最多的來自美國，部分是老師給學生訂購於體育課用。亦有非回教徒使用Capsters，尤其冬季在戶外活動的時候，其舒適保溫而時尚的設計，大概是吸引他們使用的原因。

這個著重研究、從用者出發的設計，回應了設計者最初體察到的社會問題，亦得到了大家的讚許和認同。這種似乎是「為世界多添一張椅子」以外、更好的設計方向，但到了講座的問答時間，一位觀眾問到如何維生的問題，把我們從「理想」拉回「現實」。的確，人是需要吃飯的。Capsters是Cindy於燕豪芬設計學院就讀時的畢業習作，畢業後她一直堅持當「社會設計者(social designer)」，為改善社會而設計——不單是產品，也包括系統和計劃的設計等。除了教學工作和一些如寫作等的散工，支持她的生活和各個設計計劃的經濟來源，是各種相關的基金——似乎沒有多少經濟成效，而且一般打工仔設計者無法在其受薪工作中仿傚。但看見Capsters在Cindy畢業多年後、不同人士的支持和幫助下，終能大量生產發售，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在這個設計方向起步的時候，因為經濟原因而認定它的失敗。反之，更多人(不單是設計者，也包括社會上的各種持份者)的投入，合力改善這種設計方向的弱點，我們大概可以看見更美好的將來。

實驗社區──「社群面向的設計」研討會@ Kubrick
日期： 8月18日 星期六 3:00-4:30pm
講者： Cindy van den Breman
有關網頁： www.cvdbremen.nl; www.capster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