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校對課談語言文字語法修辭。雖然我不大認同老師們的某些觀點，但他們真讓我敬佩。
是哪些觀點？這簡直是政見的不同。對。是政見不同。誰說語言文字中間沒有政治。他們非常強調現代漢語應以普通話作標準，並且是應普通話「我手寫我口」地書寫，於是寫文和審稿的時候，最好以普通話思考。首先，現代漢語為何會變成普通話而不是廣東話，這其實只是一票之差的事。廣東話比普通話古雅、上接文言，於文化承傳方面較佳，是不爭的事實。加上我非常認同唯風老師的「沒有我手寫我口」論 (即以普通話作母語者，亦不能把口語直接入文。五四時代「我手寫我口」論，係對比文言文而言的)，又贊同陳雲先生的語言觀點 (即現時內地的中文歐化赤化嚴重，亦因過度重視死板的語法修辭而失卻其鮮活)，要我以現時的普通話作標準，實不能完全接受也。
不過，老師們對語言文字、對書籍製作的嚴謹認真，叫我感動。老師講到詞語有「理性義」和「色彩義」之分，例如陳水扁以「罄竹難書」作褒詞係錯用成語，因「罄竹難書」的「色彩義」是貶義，其出處係李默指責隋陽帝之罪行罄竹難書，又豈有褒義之理。我問「驕傲」一詞又如何？現在很多人都將之用作褒義。老師答，是的，現在不少詞語都是這樣，「奢華」也用作褒詞了。或許是因為社會改變了，錢的地位變得很高。但經濟發展會有限度的，終究會回到其他價值。我們造書的時候把關還是要足一點，畢竟書比人長壽。嗯！書比人長壽。其實在今天的社會，書很短壽，從出版到擺枱到退回，或許不過一兩個月。老師說的長壽是書在社會中存在的時間：它們會在某人的書櫃放上好些年，又流轉到二手書店，最後或許會被一個香港史學者看上，翻開看到原來在某一個年代、香港人會視驕傲為褒義的行為。這與歌詞(「我的驕傲」)和廣告(「香港的驕傲」)的影響力相距太遠了吧。但老師會為這種長壽而要求自己和同業要把好關。那瞬我不禁眼泛淚光。
這篇向老師們致敬，並與各文字工作者和中文老師共勉。
2010年5月10日 星期一
我只想簡簡單單的做一個基督徒
我只想簡簡單單的做一個基督徒
行公義 好憐憫 愛神愛人
這麼簡單 這麼難
票我一定會投(而且不是白票)
如果這樣等於要下地獄 就讓我下地獄吧
但我相信 在那個地獄 神會與我同在
就讓他們與他們的神在天堂裡吧
安徒君的分析，所言甚是也：
(藍色highlight由筆者所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明報 P04 周日話題 By 安徒
2010-05-09
「河蟹」教會之「斷章取義」
“在上有權柄的， 人人當順服他， 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 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馬書第13 章1-2》
編按
「5 區公投」前夕， 政府冷宣傳， 建制派「PASS」轉而集中火力部署善後（近日曾鈺成事先張揚一旦出現關鍵一票他會辭任立會主席投票）；硝煙反而在宗教界燒起，親建制教會引用聖經呼籲教徒在補選中投白票，一股新的保守政治力量冒出頭臉。
吳宗文牧師於2 月7 日舉辦「為香港求平安」祈禱會：
「現今在香港論政或參政的人士都必須從歷史現實出發，立足於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架構之肯定，並尊重中國對香港有主、治權之事實。從政治理想出發，易於將一些別人未必同意的烏托邦東西，脫離實地強加諸社會。基督徒不迷信任何政治體制，甚至不會將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因為這樣便是拜偶像了……假如5 區補選有競爭對手的話，讓我們以所投的一票將所有暴戾驅逐出立法會， 或以極多的空票來展示我們的不滿！」
「為香港求平安錄像」www.hkcccu.org.hk/news/100207/index.html
「5 區公投」因為建制派杯葛，至今仍是氣氛淡靜。
在低迷的政治氣壓下， 「河蟹牧師」率先呼籲信徒投空票、白票，並高呼要一舉掃除立法會的「暴戾」風氣和言論。此事曝光於媒體之後，引來教內教外廣泛討論。
其中最有趣的一個回應來自「明光社」的蔡志森。
他在自己製作的視頻中批評說有人「斷章取義」、「上綱上線」，這種做法可能會令信徒回到害怕政治，對政治「敬而遠之」，使鼓勵信徒更多關心社會政治的目標適得其反。蔡先生既未說明人家「所斷何章」、也未指出「所取何義」，卻「三扒兩撥」把問題抽象化和一般化到「基督徒應否關心政治」的空洞層面，自身已經示範了一種十分典型的「斷章取義」操作，甚至可作課堂經典。不過，蔡先生的油滑口吻，卻令我對他這種基督徒參政頗有「信心」，至少，這種可以「顧左右而言他」而毫不臉紅的手腕，雖然難成一名可以贏取人民真正信任的「政治家」，但對一般政客來說，也算是合格的入門之技。
文 / 安徒
不過，在這個世代，要驗證「斷章取義」的指控能否成立其實毫不困難。涉事吳宗文牧師的發言，人人都可以在「華人基督教聯會」的官方網頁找到，原汁原味，毫無刪剪。他的發言講稿，亦早已分發《基督教週報》（第2373 期）和《國度復興報》（12.3.2010），這些都是公開資料。事實上，在視頻錄像所聞見的吳牧師發言，的確令人印象猶深，至少吳牧師在當場並無半點油滑。相反地，他要闡述所推銷的，是巨細無遺，既有神學理論，也針對當下問題，相當揮灑和具備自信的一整套「保守主義意識形態」。
引用《羅馬書》闡述順服
按筆者所見，在這個由「華基聯」特別安排，名為「為香港求平安」的祈禱會上，主題就是引用《聖經》中《羅馬書》關於「順服」執政掌權者的經文作權威，為新時期下教會順服政權的保守主義主流路線鳴鑼開道。吳宗文牧師的講道角色，主要用德國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對相關經文的註釋，為「順從」這一指導思想作解。
事實上，《羅馬書》歷代以來往往被親王權和建制力量的教會片面引用，作為一種「君權神授」論說的根據。近代各式的獨裁體制，包括德國納粹時期、台灣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歲月、南非的白人種族主義下，那些保守和親建制的新教教會，都有挾《羅馬書》以令信眾服從的前科。
前浸會神學院新約教授孫寶玲，就曾在她的著作《新約倫理》裏引述新約專家古爾曼（OscarCullmann）所言： 「每當基督徒因為追隨基督而抗議國家政權的獨裁宣示，政權的代表或為他們跑腿的神學人通常會訴諸保羅這段經文，彷彿基督徒必須讚許、甚至縱容獨裁政權的惡行。」 ……而「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年日裏，前南非總統博塔（P. W. Botha）也曾引用羅馬書第十三章這段經文，嘉許那些「支持」南非白人政府的信徒為「愛和尊敬主教、有真摯健康的生活、守法紀、服權柄……聖經給世界裏的政權和被管治者一個信息，所以我們在羅馬書第十三章讀到人人都當順服掌權者。」
一生反對納粹獨裁的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Barth），苦思政教關係，多番註解和論述《羅馬書》，認為教會不可以為政權吸納，蛻化成一種「治民宗教」（civil religion），為的是教會可以持續批判政權，以確保政權可以行上帝的公義，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一些教會對《羅馬書》及基督教精神繼續「斷章取義」。可是弔詭的是，巴特本人的《羅馬書》解說本身，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斷章取義」。繼納粹德國、南非、台灣，現在到了香港。
不過，筆者認為最有公共旨趣的，還是吳宗文對這種「順服」思想的具體演繹。吳宗文認為香港參政人士必須從歷史現實出發，肯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尊重中國對香港的主、治權。他接批評那些從「政治理想」出發的人，其實是把一些烏托邦的東西脫離實地強加諸社會，把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和偶像化。但是，民主不代表沒有問題或能解決所有問題。在他眼中，亞洲和東歐實行的成功民主，從沒有純西方色彩的，因此，強行移植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他又大力抨擊推動民主的人，只知理念，但不考慮民主理念的實施需要人心的教育和改造，那些都是一些龐大而複雜的「社會工程」。
他又說到有政治學者認為， 「不要講這麼高深的理論，這麼崇高的理念」，政治其實是一種妥協的藝術，是將社會資源切餅分配的遊戲，因此任何立場的議政和參政人士，都該以此為底線。那些不能以「妥協」和「分餅」作為底線的人，是挑戰權威和測試極限，將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經濟民生置諸不理，他們需要對社會和個人良知負上政治和道德責任。
事實上，剛剛引用完巴特《羅馬書釋義》的吳宗文，忘記了巴特在《教會與國家》一書寫道，為了防止國家「惡魔本性」，基督教會正應以「國家的民主『理念』」（democratic conceptionof the State）作為新約精神的核心，教會應以付諸思想和行動的不同方式，確保國家以公義為本。吳宗文照搬（沒有名字的）所謂政治學者（當中一定包括了無神論者、權術至上的馬基維尼派等）的「妥協」、「分餅」的「政治」定義，說明了他不但拋棄了巴特，也拋棄了神學，以及拋棄了《聖經》的理念！
事實上，了解吳宗文的保守主義綱領，是不需什麼信仰，什麼神學訓練的。因為他說的和《文匯》、《大公》及民建聯等建制派每日重複的差別不大。例如，他針對香港立法會內某些議員仿效了韓國、台灣的打罵文化，與「暴民政治」（mob politics）只是一線之隔，他認為他們不能像先進西方民主國家的議會一樣，提問先後有序、「措辭溫文有禮」。一些宣揚「民主自由」的媒體，更存有「政治正確」的偏見，極盡語言誤導、煽動、卻又誨淫誨色、鼓勵賭博。年輕人目濡耳染，所以街頭示威盡訴軀體暴力，按他的說法，這又是受了西方後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
保守主義運動最詳盡綱領
雖然如此，吳宗文的發言可以說是香港基督教界領導香港保守主義運動迄今為止最詳盡的一套綱領和政策清單。上及宗教與政權的關係，下及對文化、媒體、思潮和青少年的批評方式及取態。只不過，這些內容都只是拼而來：除了有點過氣或讀不通的神學外，也混雜了「政治務實主義」的「反理想主義∕反烏托邦」修辭，亦不時湊合了「亞洲文化特殊論」的「文化相對主義」論述，甚至諂媚地來一點中共合聽的「反西方」的語調。
這樣說的時候，吳宗文似乎忘記了基督教自己也是來自「西方」的「洋教」的事實。但是，他在佔取「非西方的現實」作為發言依據，炮轟他人的時候， 卻仍不忘把「西方議會」的「禮貌」、「有序」肆意理想化、神話化和偶像化，以便嘲弄那些「擁抱西方民主」的人。再者，不無排他及種族主義意味地，吳宗文最後更認為其他打基督教旗幟的群體和刊物，甚至那些「外國（教會）組織在香港設立的分會」並不一定符合基督教信仰原則，只有「華人基督教聯會」才是歷史悠久的華人信徒自發組織，才能代表香港基督教教會的聲音。
定於一尊，排除異己異端，訴諸人數位勢（而非真誠辯論）自封盟主，以天命或上帝旨意的代言者之名，把既享的權力合理化……雖然這些都是和基督新教的抗議精神和傳統大相逕庭，卻是共產黨人和西方古老一神教體系共享的惡劣文化習性。也是這些惡劣的習性，使兩者分別從「理想主義」和「神聖真理」墮落成「意識形態」。不過，何其恰巧地，這又是兩者目前可以眉來眼去的共同語言。
建制派急需保守意識形態
按照葛蘭西（Gramsci）所說， 「意識形態」從來都是駁雜無章的。雖然華基聯∕吳宗文這套論述是如此充滿矛盾、誤讀，但又有何相干呢？因為香港建制派目前急切需要的，只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吧了。如果說， 「明光社」、「性文化學會」等推出的是一種「道德保守主義」（有時它又要一種披上半吊子的「溫和民主派」面紗護航）；那麼華基聯、吳宗文等基督教界領袖今日要兜售的已是一種沒有半點保留的「政治保守主義」。時間可能是對的，因為這是香港一個「指鹿為馬」時代的開端。（ 「牧羊人」都去了「牧河蟹」？）當今世自由主義巨擘羅爾斯（John Rawls）的學說都可以給說成是為「功能組別」護航的論據（多得「宗教右派」吹鼓手梁燕城近日在《信報》劃時代的偉論！），那麼給卡爾．巴特、給《聖經》、給基督教信仰來個時空倒錯的斷章取義又「有乜咁大件事」呢？
就讓我們由「君權神授」的合理，證明「功能組別」是香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最偉大貢獻開始吧！
box:
蔡志森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希望透過今次抗議和批評令教會和牧者更加積極去回應社會關係，但我認為他們的做法會適得其反，因為他們斷章取義，動輒上綱上線，反而令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怕政治的問題，對政治更加敬而遠之。」
明光社視頻
www.truth-light.org.hk/main/woodman.jsp?id=woodman-20100423
行公義 好憐憫 愛神愛人
這麼簡單 這麼難
票我一定會投(而且不是白票)
如果這樣等於要下地獄 就讓我下地獄吧
但我相信 在那個地獄 神會與我同在
就讓他們與他們的神在天堂裡吧
安徒君的分析，所言甚是也：
(藍色highlight由筆者所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明報 P04 周日話題 By 安徒
2010-05-09
「河蟹」教會之「斷章取義」
“在上有權柄的， 人人當順服他， 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 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馬書第13 章1-2》
編按
「5 區公投」前夕， 政府冷宣傳， 建制派「PASS」轉而集中火力部署善後（近日曾鈺成事先張揚一旦出現關鍵一票他會辭任立會主席投票）；硝煙反而在宗教界燒起，親建制教會引用聖經呼籲教徒在補選中投白票，一股新的保守政治力量冒出頭臉。
吳宗文牧師於2 月7 日舉辦「為香港求平安」祈禱會：
「現今在香港論政或參政的人士都必須從歷史現實出發，立足於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架構之肯定，並尊重中國對香港有主、治權之事實。從政治理想出發，易於將一些別人未必同意的烏托邦東西，脫離實地強加諸社會。基督徒不迷信任何政治體制，甚至不會將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因為這樣便是拜偶像了……假如5 區補選有競爭對手的話，讓我們以所投的一票將所有暴戾驅逐出立法會， 或以極多的空票來展示我們的不滿！」
「為香港求平安錄像」www.hkcccu.org.hk/news/100207/index.html
「5 區公投」因為建制派杯葛，至今仍是氣氛淡靜。
在低迷的政治氣壓下， 「河蟹牧師」率先呼籲信徒投空票、白票，並高呼要一舉掃除立法會的「暴戾」風氣和言論。此事曝光於媒體之後，引來教內教外廣泛討論。
其中最有趣的一個回應來自「明光社」的蔡志森。
他在自己製作的視頻中批評說有人「斷章取義」、「上綱上線」，這種做法可能會令信徒回到害怕政治，對政治「敬而遠之」，使鼓勵信徒更多關心社會政治的目標適得其反。蔡先生既未說明人家「所斷何章」、也未指出「所取何義」，卻「三扒兩撥」把問題抽象化和一般化到「基督徒應否關心政治」的空洞層面，自身已經示範了一種十分典型的「斷章取義」操作，甚至可作課堂經典。不過，蔡先生的油滑口吻，卻令我對他這種基督徒參政頗有「信心」，至少，這種可以「顧左右而言他」而毫不臉紅的手腕，雖然難成一名可以贏取人民真正信任的「政治家」，但對一般政客來說，也算是合格的入門之技。
文 / 安徒
不過，在這個世代，要驗證「斷章取義」的指控能否成立其實毫不困難。涉事吳宗文牧師的發言，人人都可以在「華人基督教聯會」的官方網頁找到，原汁原味，毫無刪剪。他的發言講稿，亦早已分發《基督教週報》（第2373 期）和《國度復興報》（12.3.2010），這些都是公開資料。事實上，在視頻錄像所聞見的吳牧師發言，的確令人印象猶深，至少吳牧師在當場並無半點油滑。相反地，他要闡述所推銷的，是巨細無遺，既有神學理論，也針對當下問題，相當揮灑和具備自信的一整套「保守主義意識形態」。
引用《羅馬書》闡述順服
按筆者所見，在這個由「華基聯」特別安排，名為「為香港求平安」的祈禱會上，主題就是引用《聖經》中《羅馬書》關於「順服」執政掌權者的經文作權威，為新時期下教會順服政權的保守主義主流路線鳴鑼開道。吳宗文牧師的講道角色，主要用德國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對相關經文的註釋，為「順從」這一指導思想作解。
事實上，《羅馬書》歷代以來往往被親王權和建制力量的教會片面引用，作為一種「君權神授」論說的根據。近代各式的獨裁體制，包括德國納粹時期、台灣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歲月、南非的白人種族主義下，那些保守和親建制的新教教會，都有挾《羅馬書》以令信眾服從的前科。
前浸會神學院新約教授孫寶玲，就曾在她的著作《新約倫理》裏引述新約專家古爾曼（OscarCullmann）所言： 「每當基督徒因為追隨基督而抗議國家政權的獨裁宣示，政權的代表或為他們跑腿的神學人通常會訴諸保羅這段經文，彷彿基督徒必須讚許、甚至縱容獨裁政權的惡行。」 ……而「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年日裏，前南非總統博塔（P. W. Botha）也曾引用羅馬書第十三章這段經文，嘉許那些「支持」南非白人政府的信徒為「愛和尊敬主教、有真摯健康的生活、守法紀、服權柄……聖經給世界裏的政權和被管治者一個信息，所以我們在羅馬書第十三章讀到人人都當順服掌權者。」
一生反對納粹獨裁的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Barth），苦思政教關係，多番註解和論述《羅馬書》，認為教會不可以為政權吸納，蛻化成一種「治民宗教」（civil religion），為的是教會可以持續批判政權，以確保政權可以行上帝的公義，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一些教會對《羅馬書》及基督教精神繼續「斷章取義」。可是弔詭的是，巴特本人的《羅馬書》解說本身，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斷章取義」。繼納粹德國、南非、台灣，現在到了香港。
不過，筆者認為最有公共旨趣的，還是吳宗文對這種「順服」思想的具體演繹。吳宗文認為香港參政人士必須從歷史現實出發，肯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尊重中國對香港的主、治權。他接批評那些從「政治理想」出發的人，其實是把一些烏托邦的東西脫離實地強加諸社會，把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和偶像化。但是，民主不代表沒有問題或能解決所有問題。在他眼中，亞洲和東歐實行的成功民主，從沒有純西方色彩的，因此，強行移植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他又大力抨擊推動民主的人，只知理念，但不考慮民主理念的實施需要人心的教育和改造，那些都是一些龐大而複雜的「社會工程」。
他又說到有政治學者認為， 「不要講這麼高深的理論，這麼崇高的理念」，政治其實是一種妥協的藝術，是將社會資源切餅分配的遊戲，因此任何立場的議政和參政人士，都該以此為底線。那些不能以「妥協」和「分餅」作為底線的人，是挑戰權威和測試極限，將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經濟民生置諸不理，他們需要對社會和個人良知負上政治和道德責任。
事實上，剛剛引用完巴特《羅馬書釋義》的吳宗文，忘記了巴特在《教會與國家》一書寫道，為了防止國家「惡魔本性」，基督教會正應以「國家的民主『理念』」（democratic conceptionof the State）作為新約精神的核心，教會應以付諸思想和行動的不同方式，確保國家以公義為本。吳宗文照搬（沒有名字的）所謂政治學者（當中一定包括了無神論者、權術至上的馬基維尼派等）的「妥協」、「分餅」的「政治」定義，說明了他不但拋棄了巴特，也拋棄了神學，以及拋棄了《聖經》的理念！
事實上，了解吳宗文的保守主義綱領，是不需什麼信仰，什麼神學訓練的。因為他說的和《文匯》、《大公》及民建聯等建制派每日重複的差別不大。例如，他針對香港立法會內某些議員仿效了韓國、台灣的打罵文化，與「暴民政治」（mob politics）只是一線之隔，他認為他們不能像先進西方民主國家的議會一樣，提問先後有序、「措辭溫文有禮」。一些宣揚「民主自由」的媒體，更存有「政治正確」的偏見，極盡語言誤導、煽動、卻又誨淫誨色、鼓勵賭博。年輕人目濡耳染，所以街頭示威盡訴軀體暴力，按他的說法，這又是受了西方後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
保守主義運動最詳盡綱領
雖然如此，吳宗文的發言可以說是香港基督教界領導香港保守主義運動迄今為止最詳盡的一套綱領和政策清單。上及宗教與政權的關係，下及對文化、媒體、思潮和青少年的批評方式及取態。只不過，這些內容都只是拼而來：除了有點過氣或讀不通的神學外，也混雜了「政治務實主義」的「反理想主義∕反烏托邦」修辭，亦不時湊合了「亞洲文化特殊論」的「文化相對主義」論述，甚至諂媚地來一點中共合聽的「反西方」的語調。
這樣說的時候，吳宗文似乎忘記了基督教自己也是來自「西方」的「洋教」的事實。但是，他在佔取「非西方的現實」作為發言依據，炮轟他人的時候， 卻仍不忘把「西方議會」的「禮貌」、「有序」肆意理想化、神話化和偶像化，以便嘲弄那些「擁抱西方民主」的人。再者，不無排他及種族主義意味地，吳宗文最後更認為其他打基督教旗幟的群體和刊物，甚至那些「外國（教會）組織在香港設立的分會」並不一定符合基督教信仰原則，只有「華人基督教聯會」才是歷史悠久的華人信徒自發組織，才能代表香港基督教教會的聲音。
定於一尊，排除異己異端，訴諸人數位勢（而非真誠辯論）自封盟主，以天命或上帝旨意的代言者之名，把既享的權力合理化……雖然這些都是和基督新教的抗議精神和傳統大相逕庭，卻是共產黨人和西方古老一神教體系共享的惡劣文化習性。也是這些惡劣的習性，使兩者分別從「理想主義」和「神聖真理」墮落成「意識形態」。不過，何其恰巧地，這又是兩者目前可以眉來眼去的共同語言。
建制派急需保守意識形態
按照葛蘭西（Gramsci）所說， 「意識形態」從來都是駁雜無章的。雖然華基聯∕吳宗文這套論述是如此充滿矛盾、誤讀，但又有何相干呢？因為香港建制派目前急切需要的，只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吧了。如果說， 「明光社」、「性文化學會」等推出的是一種「道德保守主義」（有時它又要一種披上半吊子的「溫和民主派」面紗護航）；那麼華基聯、吳宗文等基督教界領袖今日要兜售的已是一種沒有半點保留的「政治保守主義」。時間可能是對的，因為這是香港一個「指鹿為馬」時代的開端。（ 「牧羊人」都去了「牧河蟹」？）當今世自由主義巨擘羅爾斯（John Rawls）的學說都可以給說成是為「功能組別」護航的論據（多得「宗教右派」吹鼓手梁燕城近日在《信報》劃時代的偉論！），那麼給卡爾．巴特、給《聖經》、給基督教信仰來個時空倒錯的斷章取義又「有乜咁大件事」呢？
就讓我們由「君權神授」的合理，證明「功能組別」是香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最偉大貢獻開始吧！
box:
蔡志森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希望透過今次抗議和批評令教會和牧者更加積極去回應社會關係，但我認為他們的做法會適得其反，因為他們斷章取義，動輒上綱上線，反而令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怕政治的問題，對政治更加敬而遠之。」
明光社視頻
www.truth-light.org.hk/main/woodman.jsp?id=woodman-20100423
2010年4月26日 星期一
可以休矣
最近我回去讀書，讀編輯課。一邊在課上聽講、一邊讀關於書的書，我愈來愈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一般的)書籍設計人員可以休矣。
話說重了。是說重了嗎？
教校對的老師給我們娓娓道出，一本書的空間、結構和節奏，每一個空白位置的意義，橫排書和直排書在排版上的分別，一本書造的粗或造的美中間那微小的分別。然後指出校對人員應在那些方方面面注意，看到問題要與編輯及設計商量修改。教編輯的老師則指出，編輯應了解不同的紙張、色彩、印刷效果…但，這些不都是設計應了解的事麼？怎麼我從來沒聽見設計老師們細細的訴說過？怎麼我從來看不見跟我們合作的書籍設計人員有細細的關注過？
現在的排版軟件這麼user friendly，隨便找個誰都會用了吧。如果關於書的美的知識，都不是掌握在設計的手上，那麼他們不是可以休矣麼？
設計，真的，很大很大很大部分都與創意無關，而與知識、洞察力、細緻、同理心、關懷、經驗、愛等等有關。
如果你不愛書，不要做書籍設計人員了。把作者文字當作設計者的創意自瀆素材，那種書實在太醜，我不想再看見。
話說重了。是說重了嗎？
教校對的老師給我們娓娓道出，一本書的空間、結構和節奏，每一個空白位置的意義，橫排書和直排書在排版上的分別，一本書造的粗或造的美中間那微小的分別。然後指出校對人員應在那些方方面面注意，看到問題要與編輯及設計商量修改。教編輯的老師則指出，編輯應了解不同的紙張、色彩、印刷效果…但，這些不都是設計應了解的事麼？怎麼我從來沒聽見設計老師們細細的訴說過？怎麼我從來看不見跟我們合作的書籍設計人員有細細的關注過？
現在的排版軟件這麼user friendly，隨便找個誰都會用了吧。如果關於書的美的知識，都不是掌握在設計的手上，那麼他們不是可以休矣麼？
設計，真的，很大很大很大部分都與創意無關，而與知識、洞察力、細緻、同理心、關懷、經驗、愛等等有關。
如果你不愛書，不要做書籍設計人員了。把作者文字當作設計者的創意自瀆素材，那種書實在太醜，我不想再看見。
(又)抄書：反思手作
今次的文章來自阿閃閃的泊。她是詩人，亦是手作人，有網店a*for。她的手作有著獨特的風格。但她沒有就此停住。這篇泊文裡，你可以讀到，她的反思，對手作物與工業生產物的反思。甚願看見她的作品更上一層樓。
(我想，我們都已受夠那場巧克力雨。我們需要更多，同時需要更少。回歸手作的意義。放棄新奇和容易。)
(而且，我希望，有一天會在設計師中間看見這樣的反思。)
http://www.ahsimsim.org/
調整
2010/04/26
最近步伐慢了下來，想重新調整自己，整個人，整個想法，與日後的路向。
大概每走一段路，一直衝一直衝，便需要停下來的片刻，好認回自己。關於手作的路也一樣，橫衝直撞地開始了，結果累壞了身體，連興頭也減滅了，想停下來，重回當日開始的時候，那緩慢的方式。也想好好檢視自己做的。
我想做得再好一些，也想做的，是特別一點的，帶有我自己個性的東西。這個想法至今還沒有改變，不過漸漸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我的點子，我的手工，我的做法，經營的方式，還有一些心理關口。我盡量想把東西做得最好，可發現自己還有太多不足，換個角度想，不足，也就代表可以進步的空間。我不懂的，有時看似一種弱點，其實同時也是一種獨特。我只會很少的手工藝做法，大多是我從小時候學會的，此後所增不多，在有限的知識與材料之下，有時，倒是能做出大概只有我會這麼去做的東西來。這是一種奇妙的經驗，當有人問，你怎麼想到要這樣處理那些素材呢，其實原因不過是，我會做的不多，想到要做成一個作品時，便得盡力運用我所懂的，於是，有是我會很笨拙的方法去完成一個作品，那裡面，有我的獨特性。
為什麼總是提及獨特性，那好像是自然而然的，我用雙手做出一件東西來，當然談不上驚天地的全新，裡面總有是由我出發的一點意思，微小的，也是我由心出發的創作。所以我喜歡那裡面，有我自己的喜好，縱然未必廣受歡迎，更談不上甚麼競爭力。但那就是讓我全心投入，能夠享受的原因。當坐在由飯桌權充的工作檯跟前，把各樣我喜歡的素材拿在手上細細的感受它們時，會有一些想法湧進腦海。我把那些想法記下來，有時記錄在我的筆記簿上，然後先試做一個，再慢慢改良。第一版的成品最常有缺失，或是線拉得不夠緊，容易鬆脫，或是做法太繁複，得花上數小時數天才能完成，親身試驗過，才會找到更合適的做法，才可以做得再完整一些。那些經過，都是重要的，都是專注的。
有一陣子會感到迷失，忙著為擺攤子做準備，但卻感到江郎才盡，開始不知道如何堅持下去。大概很多手作人會遇到一樣的困境，其一是，大家喜歡/找到的材料也差不多，做出來的東西也差不多，那是不是應該繼續做下去。當在H&M碰上大量生產價格便宜的各種頭飾時，我也會想買一個，何必自己做。如果我做的，只是大量生產的市場上，另一種方式的複製品。於是我開始想要慢下來，讓我有足夠的時間與力氣，可以重新調整我的步伐。
這可能是任何創作、工作也必會遇到的關口，當走到某一個位置，比出發時走遠了一些的時候，原來，停步也是必要的。至少，我要記得停下來，好好享受與欣賞我身處的境地。以後的步伐可能要走得更慢一些，但我終於明白，原來快與慢是一種平衡，停頓與衝刺也是一種平衡。不能一直不停的走，也不能一直停留。
有些風景，原來早在匆忙間給遺忘了，我想要走回去，重頭細看一遍。
(我想，我們都已受夠那場巧克力雨。我們需要更多，同時需要更少。回歸手作的意義。放棄新奇和容易。)
(而且，我希望，有一天會在設計師中間看見這樣的反思。)
http://www.ahsimsim.org/
調整
2010/04/26
最近步伐慢了下來，想重新調整自己，整個人，整個想法，與日後的路向。
大概每走一段路，一直衝一直衝，便需要停下來的片刻，好認回自己。關於手作的路也一樣，橫衝直撞地開始了，結果累壞了身體，連興頭也減滅了，想停下來，重回當日開始的時候，那緩慢的方式。也想好好檢視自己做的。
我想做得再好一些，也想做的，是特別一點的，帶有我自己個性的東西。這個想法至今還沒有改變，不過漸漸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我的點子，我的手工，我的做法，經營的方式，還有一些心理關口。我盡量想把東西做得最好，可發現自己還有太多不足，換個角度想，不足，也就代表可以進步的空間。我不懂的，有時看似一種弱點，其實同時也是一種獨特。我只會很少的手工藝做法，大多是我從小時候學會的，此後所增不多，在有限的知識與材料之下，有時，倒是能做出大概只有我會這麼去做的東西來。這是一種奇妙的經驗，當有人問，你怎麼想到要這樣處理那些素材呢，其實原因不過是，我會做的不多，想到要做成一個作品時，便得盡力運用我所懂的，於是，有是我會很笨拙的方法去完成一個作品，那裡面，有我的獨特性。
為什麼總是提及獨特性，那好像是自然而然的，我用雙手做出一件東西來，當然談不上驚天地的全新，裡面總有是由我出發的一點意思，微小的，也是我由心出發的創作。所以我喜歡那裡面，有我自己的喜好，縱然未必廣受歡迎，更談不上甚麼競爭力。但那就是讓我全心投入，能夠享受的原因。當坐在由飯桌權充的工作檯跟前，把各樣我喜歡的素材拿在手上細細的感受它們時，會有一些想法湧進腦海。我把那些想法記下來，有時記錄在我的筆記簿上，然後先試做一個，再慢慢改良。第一版的成品最常有缺失，或是線拉得不夠緊，容易鬆脫，或是做法太繁複，得花上數小時數天才能完成，親身試驗過，才會找到更合適的做法，才可以做得再完整一些。那些經過，都是重要的，都是專注的。
有一陣子會感到迷失，忙著為擺攤子做準備，但卻感到江郎才盡，開始不知道如何堅持下去。大概很多手作人會遇到一樣的困境，其一是，大家喜歡/找到的材料也差不多，做出來的東西也差不多，那是不是應該繼續做下去。當在H&M碰上大量生產價格便宜的各種頭飾時，我也會想買一個，何必自己做。如果我做的，只是大量生產的市場上，另一種方式的複製品。於是我開始想要慢下來，讓我有足夠的時間與力氣，可以重新調整我的步伐。
這可能是任何創作、工作也必會遇到的關口，當走到某一個位置，比出發時走遠了一些的時候，原來，停步也是必要的。至少，我要記得停下來，好好享受與欣賞我身處的境地。以後的步伐可能要走得更慢一些，但我終於明白，原來快與慢是一種平衡，停頓與衝刺也是一種平衡。不能一直不停的走，也不能一直停留。
有些風景，原來早在匆忙間給遺忘了，我想要走回去，重頭細看一遍。
2010年4月22日 星期四
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感動 (又抄書)
http://www.books4you.com.hk/31/pages/page8.html
關於香港；我知道得愈多，就愈有感情
訪問盧瑋鑾
文：梁文道 (讀書好月刊2010年四月號)
說來慚愧，直到訪問盧瑋鑾（小思）老師這一天，我才首次拜訪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香港文學特藏室。虧我老說自己熱愛香港的歷史、香港的文化，卻一直錯過了這個全世界規模最大、收藏最豐富的香港文學寶庫。這裏不只有齊全的藏書與期刊，還有大量的剪報、手稿和各種類型的出版物。對於愛書人來說，此處別具意義，因為它是一位特級書迷的畢生心血。
盧老師真不愧是新亞傳人，對文化、對教育總有一份溫情與敬意。你不用上過她的課，也能在她的散文裏感到一個為人師者的真實存在。你讀她編集的文選、瀏覽她那浩瀚的藏書，便知興滅繼絕之不易。
她一輩子買書剪報做卡片，退休之際再把它們全部捐出，成立了這個特藏。如今它的網上資源每月點擊次數過百萬，惠人無數。我今天訪問盧老師，因為我想知道這份收藏的源頭。可是，早在她把原委道明之前，我就知道，那是一則感情的故事。
梁： 梁文道
小： 小思
梁： 你大概有保留東西的習慣吧。
小： 我的確喜歡保留東西、收藏東西。小學一、二年級的作文簿我一直留到大學。我爸爸媽媽也是很喜歡收藏舊東西的人，爸爸會留着他喜歡的報紙，我媽則喜歡收藏書。她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讀的是私塾，我現在還有她小時候上私塾的書。例如石印本的《水滸傳》、《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她喜歡收藏的嗜好，也養成我現在喜歡收藏的習慣。
梁： 像你這樣子收藏，連小學時的作文也保留着的話，那些東西也要有地方放才行。
小： 我很慘的，因為小學時媽媽過身，初中一時爸爸過身，我基本上只能跟着哥哥，他走後，我就開始一個人流離浪蕩，在這種環境下，有些東西我不管多辛苦也要攬住不放。我其實也放棄過不少書，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書，大多是近30年來我在大學教書安頓下來後再買回來的，那時損失真的很多，有些比較珍貴的東西我才留下。
所以很多人覺得奇怪，我在2002年退休的時候竟然一口氣將自己的藏書捐贈出去，這是大家都沒想到的事，連我自己也沒想到。或許是因為我購買舊書的過程有很深刻的體會，就是你以為很珍貴的東西，別人不覺得珍貴。我沒結婚，沒有子女，孤身一人，我是否該趁自己還有能力處理時，讓這些東西有個好歸宿？老實說，以前我經常跟中大圖書館提議說，我們圖書館是不是也要有些特色，讓別人進來時覺得有些東西是別的地方沒有的，但以前的圖書館館長沒理會我。
在我退休前一年，黃太（黃潘明珠，中文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回來，我就向她申訴，說我的提議沒人理會。黃太一聽就覺得有道理，可能是時候到了，以前講文學沒人理會，到了這個時候香港人開始會覺得文學看看也無妨。在這種氛圍之下，黃太便出面與現在的圖書館館長提議，他是位外國人，反而一聽見就馬上決定接受我的藏書，於是我也快快的捐了。但這一來也增加了圖書館的工作，無端增加了那麼多書。這裏也有一些需要老朋友授權的事，例如《中國學生周報》22年的內容全部數碼化，幸好工作人員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安排好相關事項。現在總算了卻了一樁心事，我笑說這些書都是我的子女，我的女兒嫁到一個好人家，我也很安樂了。我始終覺得這是天下公器，放在我家沒有意思，沒有人看到便沒有生命。現在能放到圖書館和網上供人瀏覽翻閱，我覺得很值得。
梁： 你從甚麼時候開始有目的地收藏香港文學？
小： 我在日本的時候看見別人的文化保留得這麼好，但當他們熱心地問我香港的事情，我卻完全答不上來，這讓我覺得很慚愧。所以七十年代初我回來教中學時就去讀港大辦的一個類似香港歷史的校外課程。但他們只喜歡透過舊報紙講以前經濟與社會的情況，至於香港文學，他們則說：「我們不理這些東西的。」當時我的感覺很強烈，既然他們能在媒體中找到失去了的記憶，那文學是不是也可以呢？於是我在中學教書的同時決定報讀港大，因為如果你不在港大讀碩士，便無法進入他們的圖書館看老材料。其實我那時候在中學教學，根本不需要再讀碩士，所以後來有人問我為甚麼不繼續讀博士，我就說：「讀來做甚麼呢？我都可以自由進出港大圖書館了。」
那段時間我就開始讀舊報紙，從二十年代末讀起，因為我只知道魯迅那時來過香港。可是我還在教中學，不能每天去看，教授就說這樣子不行，乾脆請我當助教，雖然人工不高，但可以經常進出圖書館了。從那時開始我每天都去看報紙，30年不斷，尤其當中有十年我天天從早到晚泡在圖書館看微縮膠片。一看下去便知中計，不能自拔，發現很多從來不知道的事情如今在你眼前出現，感覺很強烈。後來我慢慢儲下很多卡片筆記，凡是內地來香港、經過香港的作者、文化人我都做了記錄收藏。
梁： 對，你寫過不少這些文人在港的事跡。
小： 那還只是一小部分，有很多很多卡片還沒整理。我在中文大學最後一年才能開辦關於香港文學的課程，以前從來沒有開過，因為我還沒準備好就不可能去講。所以有人問我為甚麼不收唸香港文學的學生，我就說這不可能，收了學生要教他甚麼呢？我連自己都還沒站得穩。他們常叫我寫香港文學史，我說對不起，我不是寫史的人；但是我細眉細眼，這是我的優點，為甚麼不先做好這些細活，留下一些東西讓別人看呢？其實現在已經太遲了，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移民搬屋，浪費了很多資源，當時沒有人在意丟出來的書本有多珍稀，五元十元就能買得到；現在的人知道這些書珍貴，卻未必買得到了。
說回那些過港文人，就像註定了一樣，那些來過香港的作家學者都沒有好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無一倖免，有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經被打倒。當年他們以為離開香港回去之後可以共同建設祖國，但結果卻是很委屈地過活。他們在最精壯的時候來到香港，離開香港時沒有帶走任何東西。開放改革之後我去訪問他們，也有人回來短遊，甚至到我家裏看我那堆有關他們的卡片。記得第一個來我家裏看卡片的是郁風，她一邊看一邊哭，這畫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說，這些事她已經不敢記起，就算記得也不能記得那麼多那麼清楚，沒想到在香港會有人為他們做這些東西。這話對我是個鼓勵，後來我凡是去見老作家，就帶好卡片一起去。「久經風雨後，難得故人來。」我這個所謂「故人」其實並不認識他們，只是從報紙中認識他們。而他們的反應也讓我更能堅持，原來我做的事是有效用的。
梁： 我們平常看文學史、文化史，只是留意一些成書的出版物，往往忽略了一些像報紙這類的大眾媒體。如此一來，文學史就變成書的歷史了。但香港是靠報紙及通俗媒體才養活許多作家，真是要好好重視，把它們當成重要材料。很多作家在報紙寫過大量東西，產生過很大影響，但因為這些文章沒有被收錄成書，就讓人遺忘了，甚至連作者本身也忘記了。
小： 對，他們有時也會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寫過這些東西。其實整個中國也是一樣，特別是上海。所以現在有很多老學者說要看回那些「鴛鴦蝴蝶派」，它們才是大眾主流，是政治歪曲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重寫文學史也是這個道理。麻煩的是不少作家為了謀生，用了很多筆名。例如劉以鬯先生，他在某些場合不能用自己的本名，但我問他用過甚麼筆名，許多連他自己都忘了。我在一些刊物上看到某些片段，會覺得它好像是哪位熟悉的作家手筆，但偏偏又聯繫不起來，而且很難求證。唉，我做得太遲了。
梁： 你從七十年代已經開始做這些事了，又怎麼會遲呢？
小： 我沒有人沒有錢，全靠我一個人，有很多與作家口述訪問的材料都沒辦法整理。那時候我真是孤軍作戰，連找個人談一下的機會也沒有，那時又有誰知道甚麼是香港文學？你講這些哪有人理睬，那種獨力支撐的感覺很軟弱。
梁：沒想到你研究香港文學是在日本受了刺激。
小： 日本人喜歡搜集資料的習慣對我也有很大影響。我曾看過一位學者，他哪兒來的學問？是從《詩經》開始查他研究的某一個詞語，寫出的一本書就是他找到有關那個詞的全部資料，結論就是那個詞的演變與發源。很多人覺得那不算論文，沒有理論根據，但讓資料說話就是他們的態度。所以在京都大學的那段日子對我最大的刺激就是目睹別人如何製作卡片，看着別人如何天羅地網般去找一些他認為有用的資料。
這裏就是我30年來搜集的。你看看這一匣戴望舒的資料，我的手現在都拿不起來；都70歲了，很難有甚麼要求。這都是我一手一腳做的，很混亂，幸好如今都已掃描入檔。
梁： 這裏還夾了一張1950年的報紙；當時你就是每天看這批報紙，影印了再做筆記？
小： 我其實不知道裏頭有些甚麼，也沒有線索，一份報紙真要老老實實看完，才能有所發現。我現在還是看舊的報紙，怕有些東西當年看漏了，但這就比較有目標了。有人說可以請研究生回來幫忙，我說不行，不是我親眼看到的資料過不了自己，有些很小的東西我也會收進卡片，好處是不會遺漏。又有些時候整個月都看不到甚麼，我便連廣告也看，這反而使我對香港三十到五十年代的社會發展面貌知道得較全面，讓我愈來愈喜歡香港，因為這裏是我從小生活的地方……一路去看她走過的腳步真是……
梁： 對社會背景的瞭解也有助於瞭解作家作品背後的脈絡。
小： 對。有人說有沒有搞錯，你做了些與香港文學完全沒有關係的資料，譬如說南方局的資料我就有兩本。但如果你看香港左派的文化活動卻不知道南方局，又怎能知道當中的聯繫？雖然我很怕政治，但結果是無可避免的。
梁： 例如這裏有一疊關於戴望舒的《漢奸一事辯》，很明顯了，當時有一個複雜的政治背景。
小： 對，是誰控告他是漢奸的呢？那些告發者還在，我也訪問過他們，其中的恩怨很特別。
梁： 你剛才說到愈是了解香港，對她的感情愈深，可以詳細說明一下嗎？
小： 這份感情很特別。譬如這裏的確有很好的自由空間，左派、右派、第三勢力、古靈精怪的人都可以在這裏有發聲的機會。就算普通作家，沒有甚麼政治背景，都可以給他一個很好的位置生活下去。當你活了下去便自然對那地方有一些理解。所以我現在和年青一代說，不要錯過那些看似通俗的東西，例如「經紀日記」，它多少能表現當時香港社會，看它如何記錄、如何得到一般讀者的重視及共鳴，這很重要，這才是社會中真正的聲音。故此我也很鼓勵有心人去整理一下剛才所說的這些「非書」的文學史。
梁： 你以前在新亞讀書，受錢穆先生和唐君毅先生的影響甚深，但那個時期的新亞及中大是很強調中國文化傳承，你如何看待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呢？你在那個沒有人知道甚麼是香港文學的年代研究香港文學，難道沒有身份問題嗎？當時寫作的人不會有香港文學的意識自覺，反而可能覺得自己是中國文學的一員，後來大家才慢慢覺得我們這些東西原來叫做香港文學。所以我很好奇，你是一個在教育和學術上那麼用情的人，感情上你又如何看中國和香港的關係呢？
小： 我以前一直不當自己是香港人，我相信與我媽媽和小學的老師有關，我媽媽一直跟我談的都是中國，而非香港。我未入學，她教我唐詩三百首，在中國文化中感染了我。小學時候，我的老師全部都是內地來的，當然他們也會跟學校的規章教學，例如地理，先教我們學校的位置，是在灣仔駱克道。
梁： 這麼有趣的嗎？比現在的還好玩呢。
小： 對，很有趣的。我們要看着黑板大聲唸：軒尼詩道、駱克道、謝斐道、告士打道、盧押道……所以我現在都很熟悉灣仔。這才是真正的本地化和通識教育。但那些香港街道只存在於我的生活之中，考試時真正要考的還是中國地理，要畫地圖，記住哪個省份在哪，每個省份都要背。
回頭看香港，五十年代那時香港社會的風氣很不堪，貪污啊甚麼都有，那時候我們一班同學都討厭香港。或者也跟共產黨滲入學校有關係，我們官校的師兄師姐有些也是職業學生，而且讀書最好的學生就是職業學生。他們要滲入，一定找考試考得最好的學生。看看曾德成他們，都是從最好的學校畢業。我告訴你一個例子，當時我考進金文泰，初中一第一個學期我就考第一。有一天在操場上，一群師兄師姐走過來和我說，你很聰明啊。很奇怪吧，你怎麼知道一個中一學生考第幾名？他們問我喜不喜歡讀書，我說喜歡；然後他們就說我們有個讀書會，不如周六你來聽聽。嘩，師兄師姐找我去讀書會，很開心。我第一本在那裏讀到的書，便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你說多厲害。後來這些師兄師姐全被遞解出境。
梁： 他們多大？
小： 就是高中生。那時候很厲害的，所以英國政府怕得要命。最重要就是不要進了政治部的名單。但是我讀的那間小學卻是親國民黨的，因此我最會唱的國歌就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那首。我們就是在這兩種氛圍衝擊中長大。當時官校的老師懶得像條蛇也不會被炒，不講政治就行了。我有個老師就是怕我們出事，他上課時說：「你們去參加活動要看看他們的招牌，白底紅字、紅底白字的招牌千萬不要亂進；白底藍字、白底黑字的才好進。」你看現在還是有這種情形，工聯會剛剛改了招牌，不然你可以發現白底紅字或紅底白字的就是左派。時局如此，所以在我們的心目中，政治千萬不可亂碰。
回頭說說香港是甚麼？不知道，我當時完全不知道。特別是我們讀中學的時候，課程內沒有鴉片戰爭。在甚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只知道現狀有貪污之類的壞事。我從甚麼時候開始對香港有感覺呢？就是七十年代去日本的時候，你不能當自己不是香港人了，因為別人一定把你當成香港人看待。七十年代，日本人有很多投資在香港，所以他們也很有興趣想知道香港的事；但他們問我，我卻回答不了。於是我一回來就開始投入看報紙，在看報紙的過程中我開始問自己對香港的認識到底有多少。我在這裏土生土長，竟然甚麼都不曉得，這對我的刺激太大了。再看看三十年代那麼多人來香港，他們來香港做甚麼？為甚麼不去別的地方？這也是讓我思考的問題之一。例如，三十年代戴望舒來香港，為甚麼呢？他為甚麼不去其他地方？到了八十年代，我們全家移民，風風火火的，人人都離開，那為甚麼還有人逃亡來香港？對了，六十年代的大逃亡對我的刺激也挺大的。一層層累積下來的問題迫使我不得不問「香港究竟是一個甚麼地方？」在這個考慮過程中，我開始有了一點身份的認同。
到了回歸的時候，大家都在說：到底是中國的香港人還是香港的中國人這種問題，我就省得去想了，我很懶，我不喜歡在定義上纏繞。既然我不知道，我就去求知吧。就在求知的過程中，看到香港當年在英國殖民地的管治下，左派有機會，右派也有機會，機會怎用是個人的事，但最低限度空間是有的。文化大革命時我就回中國大陸去看，真的想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開放改革之後，我又比較早和內地有文化交流，見到老一輩的人受盡委屈，我又在想他們為甚麼會這樣，連一句埋怨的話都不敢講。我們再看看香港的羅孚父子，是不是也是個很大的刺激？他們不愛國嗎？他們是最愛國的，但是到現在羅孚一句話也不說。換成是我，早就會出聲了。所以對你剛才的那類問題我從來是迴避的，不願去想。我做好今天的事，我現在能為香港做些事，那些事將來或許有用，或許沒有用。
梁： 但從做文學史的角度去看，哪怕你一直堅持做資料搜集與分析工作，恐怕也很難避免這個地域界線的問題吧，就如戴望舒，為甚麼要把他放進香港文學的收藏呢？
小： 不知道，將來的事不知道啊。
梁： 將來就不會把他看成是香港文學的一部分嗎？
小： 常常有人問我為何不把張愛玲納入研究範圍。我說，她即使以香港背景來寫作，也不等於她是香港作家，或者屬於香港文學。所以現在值得考慮的就是，你應該當她是甚麼人。
梁： 所以香港文學複雜的地方就是，在七十年代之前，沒有香港意識之前，你如何判斷甚麼是香港文學？
小： 所以我就後悔了。研究香港文學，是不應有一個地域限制的，因為在那個時候，尤其是三、四十年代，中國的邊界與香港的政治邊界好像存在，但往來又很自由。早年的作家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大陸，他們來的時候或者不打算定居，但又無奈成為了香港人。那我為甚麼要定義這個人是香港作家，那個人不是香港作家呢？你剛才說到戴望舒，大概沒想到我會說將來的香港文學未必會寫到他吧。相對來說，研究文蹤是一定可以的，把他當成一個蹤跡。
梁： 假如文學史的主體不在作家的身份而在於地方呢？
小： 可以，但我還沒想透。老實說，這個研究是很稚嫩的。沒有很多人願意開心見誠來與你討論，有人會說我已有了個定義，你一定要跟着我走。
梁： 現在又有個新的情況，好像黃燦然和廖偉棠，他們有許多詩作都在大陸發表，被人接受為中國作家。這是不是代表我們又回到你說的模糊狀態了？
小： 這是必然的，因為不論是政治的地域還是讀者的地域，一開放後必然會有這種模糊的現象。最近西西都將所有的版權賣給廣西師大了，出版的書很漂亮。將來讀者要是問西西是甚麼人，你怎麼答呢？其實不用如此強制分辨，因為文學本身已經有一種超越時空的特點。你和馬家輝的作品均很受內地的讀者歡迎，為甚麼會受歡迎？當中一定有個溝通點，而這個溝通點不正正就是文學的作用嗎？所以我覺得不必要如此強調一位作家屬於哪個地域。我覺得將來香港文學會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
梁： 就好比馮驥才一直住在天津，而且深愛天津，幫天津寫了那麼多東西；但我們不會說馮驥才只是天津作家，不算中國作家。
小： 我很奇怪為甚麼中國人就是要分得那麼仔細。那麼多人跑來跑去，地域對他們來說根本沒太大的意思。你看那些南來作家，葉靈鳳長期在港，你覺得他是香港作家嗎？也不見得吧，他在香港那麼多年，沒寫過一部關於香港的文學作品，整天躲在回憶的閱讀世界中。為甚麼呢？作家一定有自己的道理。你再看看三蘇，從內地過來的，但卻完全不寫內地的事情，寫來寫去都是香港。怎麼去定義呢？根本不可能用一把尺來量度所有的人。我覺得自己的思想在這裏還沒想得周到成熟，所以我真的不敢碰這個問題。
梁： 每當大家提起要寫香港文學史，你就跟大家說時候未到，資料不夠。那要等到甚麼時候呢？還是有一天你會自己做？
小： 我經常說，我做磚，我不起屋，這是我自知的優點。我就是懂得這些細眉細眼的東西，將它們儲起來，讓將來有人用時不必再像我一樣從頭去找。我已經決定了在我有生之年都不會去寫香港文學史，這些資料則是我交給大家的東西。
梁： 今天香港那麼多年青人強調本土文化和保育，你怎麽看？
小： 我是喜歡的。殖民地時代，當局扼殺了所有關於根源的蹤跡，刻意不讓你知道，不讓你記住。天星、皇后碼頭拆卸的時候，我也去看過那批留守抗爭的年輕人。他們很奇怪，我這麼一個保守的人來這裏做甚麼？我說我是來看看你們的樣子，我想很感性地把它記在腦內。小時候我對天星碼頭最有感情了，因為我經常在那裏等待爸爸下班。它要拆了，我卻完全沒問題，一句話都沒說。為甚麼他們那麼年青，又不是天天到天星碼頭的人，卻會對它的拆卸那麼緊張？當中一定有些道理，那道理不是別人眼中的「沒事找事做」，必然有些甚麼在他們心中發酵了。所以我覺得，畢竟這一代的人把這個地方當成自己的地方了。
梁： 那就是當家作主。
小： 你沒問過我就來搞我的東西，我一定要出聲，就算沒用也一定要出聲。我們那時候就是覺得沒這種必要，你就搬個夠吧，反正不關我的事，那種冷漠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特質。如果要說真正的本土意識，那就是現在了。很多人說六十年代的崑南已經很有本土感覺，沒錯，他走得比較前，願意去想身份、去想委屈存在的意義。但當年這種例子始終不多，現在則是一整代人都有這個概念，所以我覺得真正的本土化是在八十年代以後。但他們有一個毛病，那就是沒有根，往往只截取一段七、八十年代的片段，以前香港走過甚麼路他們不是太清楚，所以有些事情重複了卻不知道。以前英國人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不讓你記憶，所以現在他們除了向前走也應該回顧一下。請注意，不是懷舊，我很反對懷舊，如果只是緬懷過去走過的路，沒有總結經驗來幫助自己更健康地向前走一步，這種懷舊便不夠好了。
梁： 這個特藏中你覺得最有趣的重點是甚麼？
小： 我覺得每一樣都很有趣，我當然認為自己的子女每一個都很有趣，你隨便拿一篇文章來看看也很有意思。譬如二十年代香港已經有人用很先進的理念討論香港教育了……
梁： 你從前買舊書的數量驚人，盡人皆知。如今你捐了這些書，買書的習慣有沒有改變，買少一些呢？
小： 書反而買多了，但我看書的習慣卻改變了。以前我在中文大學教現代文學，可以說從三十年代一直到2002年，所有散文我都不放過。我也看小說，因為有學生跟我寫論文，他們選的小說我也要看。但現在我一點都不看了，我不再看文學，除了香港一些新的年輕作家。我現在是不務正業。
梁： 那看些甚麼？
小： 在看建築、看文化上的書，看一些日本文化發展的書。
梁： 所以現在買的書也都不一樣了。
小： 不一樣了，你找天上我家來看。大概有幾類，一類有關日本；一類是香港文化，能買多少就買多少；還有一類是建築的書，和介紹京都的書。
梁： 我記得你寫過希望以後自己別再買那麼多書，對吧？
小： 唉，就像上了毒癮很難戒，反正這又不是非法的東西。一逛書店身心都全進去了。
關於香港；我知道得愈多，就愈有感情
訪問盧瑋鑾
文：梁文道 (讀書好月刊2010年四月號)
說來慚愧，直到訪問盧瑋鑾（小思）老師這一天，我才首次拜訪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香港文學特藏室。虧我老說自己熱愛香港的歷史、香港的文化，卻一直錯過了這個全世界規模最大、收藏最豐富的香港文學寶庫。這裏不只有齊全的藏書與期刊，還有大量的剪報、手稿和各種類型的出版物。對於愛書人來說，此處別具意義，因為它是一位特級書迷的畢生心血。
盧老師真不愧是新亞傳人，對文化、對教育總有一份溫情與敬意。你不用上過她的課，也能在她的散文裏感到一個為人師者的真實存在。你讀她編集的文選、瀏覽她那浩瀚的藏書，便知興滅繼絕之不易。
她一輩子買書剪報做卡片，退休之際再把它們全部捐出，成立了這個特藏。如今它的網上資源每月點擊次數過百萬，惠人無數。我今天訪問盧老師，因為我想知道這份收藏的源頭。可是，早在她把原委道明之前，我就知道，那是一則感情的故事。
梁： 梁文道
小： 小思
梁： 你大概有保留東西的習慣吧。
小： 我的確喜歡保留東西、收藏東西。小學一、二年級的作文簿我一直留到大學。我爸爸媽媽也是很喜歡收藏舊東西的人，爸爸會留着他喜歡的報紙，我媽則喜歡收藏書。她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讀的是私塾，我現在還有她小時候上私塾的書。例如石印本的《水滸傳》、《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她喜歡收藏的嗜好，也養成我現在喜歡收藏的習慣。
梁： 像你這樣子收藏，連小學時的作文也保留着的話，那些東西也要有地方放才行。
小： 我很慘的，因為小學時媽媽過身，初中一時爸爸過身，我基本上只能跟着哥哥，他走後，我就開始一個人流離浪蕩，在這種環境下，有些東西我不管多辛苦也要攬住不放。我其實也放棄過不少書，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書，大多是近30年來我在大學教書安頓下來後再買回來的，那時損失真的很多，有些比較珍貴的東西我才留下。
所以很多人覺得奇怪，我在2002年退休的時候竟然一口氣將自己的藏書捐贈出去，這是大家都沒想到的事，連我自己也沒想到。或許是因為我購買舊書的過程有很深刻的體會，就是你以為很珍貴的東西，別人不覺得珍貴。我沒結婚，沒有子女，孤身一人，我是否該趁自己還有能力處理時，讓這些東西有個好歸宿？老實說，以前我經常跟中大圖書館提議說，我們圖書館是不是也要有些特色，讓別人進來時覺得有些東西是別的地方沒有的，但以前的圖書館館長沒理會我。
在我退休前一年，黃太（黃潘明珠，中文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回來，我就向她申訴，說我的提議沒人理會。黃太一聽就覺得有道理，可能是時候到了，以前講文學沒人理會，到了這個時候香港人開始會覺得文學看看也無妨。在這種氛圍之下，黃太便出面與現在的圖書館館長提議，他是位外國人，反而一聽見就馬上決定接受我的藏書，於是我也快快的捐了。但這一來也增加了圖書館的工作，無端增加了那麼多書。這裏也有一些需要老朋友授權的事，例如《中國學生周報》22年的內容全部數碼化，幸好工作人員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安排好相關事項。現在總算了卻了一樁心事，我笑說這些書都是我的子女，我的女兒嫁到一個好人家，我也很安樂了。我始終覺得這是天下公器，放在我家沒有意思，沒有人看到便沒有生命。現在能放到圖書館和網上供人瀏覽翻閱，我覺得很值得。
梁： 你從甚麼時候開始有目的地收藏香港文學？
小： 我在日本的時候看見別人的文化保留得這麼好，但當他們熱心地問我香港的事情，我卻完全答不上來，這讓我覺得很慚愧。所以七十年代初我回來教中學時就去讀港大辦的一個類似香港歷史的校外課程。但他們只喜歡透過舊報紙講以前經濟與社會的情況，至於香港文學，他們則說：「我們不理這些東西的。」當時我的感覺很強烈，既然他們能在媒體中找到失去了的記憶，那文學是不是也可以呢？於是我在中學教書的同時決定報讀港大，因為如果你不在港大讀碩士，便無法進入他們的圖書館看老材料。其實我那時候在中學教學，根本不需要再讀碩士，所以後來有人問我為甚麼不繼續讀博士，我就說：「讀來做甚麼呢？我都可以自由進出港大圖書館了。」
那段時間我就開始讀舊報紙，從二十年代末讀起，因為我只知道魯迅那時來過香港。可是我還在教中學，不能每天去看，教授就說這樣子不行，乾脆請我當助教，雖然人工不高，但可以經常進出圖書館了。從那時開始我每天都去看報紙，30年不斷，尤其當中有十年我天天從早到晚泡在圖書館看微縮膠片。一看下去便知中計，不能自拔，發現很多從來不知道的事情如今在你眼前出現，感覺很強烈。後來我慢慢儲下很多卡片筆記，凡是內地來香港、經過香港的作者、文化人我都做了記錄收藏。
梁： 對，你寫過不少這些文人在港的事跡。
小： 那還只是一小部分，有很多很多卡片還沒整理。我在中文大學最後一年才能開辦關於香港文學的課程，以前從來沒有開過，因為我還沒準備好就不可能去講。所以有人問我為甚麼不收唸香港文學的學生，我就說這不可能，收了學生要教他甚麼呢？我連自己都還沒站得穩。他們常叫我寫香港文學史，我說對不起，我不是寫史的人；但是我細眉細眼，這是我的優點，為甚麼不先做好這些細活，留下一些東西讓別人看呢？其實現在已經太遲了，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移民搬屋，浪費了很多資源，當時沒有人在意丟出來的書本有多珍稀，五元十元就能買得到；現在的人知道這些書珍貴，卻未必買得到了。
說回那些過港文人，就像註定了一樣，那些來過香港的作家學者都沒有好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無一倖免，有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經被打倒。當年他們以為離開香港回去之後可以共同建設祖國，但結果卻是很委屈地過活。他們在最精壯的時候來到香港，離開香港時沒有帶走任何東西。開放改革之後我去訪問他們，也有人回來短遊，甚至到我家裏看我那堆有關他們的卡片。記得第一個來我家裏看卡片的是郁風，她一邊看一邊哭，這畫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說，這些事她已經不敢記起，就算記得也不能記得那麼多那麼清楚，沒想到在香港會有人為他們做這些東西。這話對我是個鼓勵，後來我凡是去見老作家，就帶好卡片一起去。「久經風雨後，難得故人來。」我這個所謂「故人」其實並不認識他們，只是從報紙中認識他們。而他們的反應也讓我更能堅持，原來我做的事是有效用的。
梁： 我們平常看文學史、文化史，只是留意一些成書的出版物，往往忽略了一些像報紙這類的大眾媒體。如此一來，文學史就變成書的歷史了。但香港是靠報紙及通俗媒體才養活許多作家，真是要好好重視，把它們當成重要材料。很多作家在報紙寫過大量東西，產生過很大影響，但因為這些文章沒有被收錄成書，就讓人遺忘了，甚至連作者本身也忘記了。
小： 對，他們有時也會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寫過這些東西。其實整個中國也是一樣，特別是上海。所以現在有很多老學者說要看回那些「鴛鴦蝴蝶派」，它們才是大眾主流，是政治歪曲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重寫文學史也是這個道理。麻煩的是不少作家為了謀生，用了很多筆名。例如劉以鬯先生，他在某些場合不能用自己的本名，但我問他用過甚麼筆名，許多連他自己都忘了。我在一些刊物上看到某些片段，會覺得它好像是哪位熟悉的作家手筆，但偏偏又聯繫不起來，而且很難求證。唉，我做得太遲了。
梁： 你從七十年代已經開始做這些事了，又怎麼會遲呢？
小： 我沒有人沒有錢，全靠我一個人，有很多與作家口述訪問的材料都沒辦法整理。那時候我真是孤軍作戰，連找個人談一下的機會也沒有，那時又有誰知道甚麼是香港文學？你講這些哪有人理睬，那種獨力支撐的感覺很軟弱。
梁：沒想到你研究香港文學是在日本受了刺激。
小： 日本人喜歡搜集資料的習慣對我也有很大影響。我曾看過一位學者，他哪兒來的學問？是從《詩經》開始查他研究的某一個詞語，寫出的一本書就是他找到有關那個詞的全部資料，結論就是那個詞的演變與發源。很多人覺得那不算論文，沒有理論根據，但讓資料說話就是他們的態度。所以在京都大學的那段日子對我最大的刺激就是目睹別人如何製作卡片，看着別人如何天羅地網般去找一些他認為有用的資料。
這裏就是我30年來搜集的。你看看這一匣戴望舒的資料，我的手現在都拿不起來；都70歲了，很難有甚麼要求。這都是我一手一腳做的，很混亂，幸好如今都已掃描入檔。
梁： 這裏還夾了一張1950年的報紙；當時你就是每天看這批報紙，影印了再做筆記？
小： 我其實不知道裏頭有些甚麼，也沒有線索，一份報紙真要老老實實看完，才能有所發現。我現在還是看舊的報紙，怕有些東西當年看漏了，但這就比較有目標了。有人說可以請研究生回來幫忙，我說不行，不是我親眼看到的資料過不了自己，有些很小的東西我也會收進卡片，好處是不會遺漏。又有些時候整個月都看不到甚麼，我便連廣告也看，這反而使我對香港三十到五十年代的社會發展面貌知道得較全面，讓我愈來愈喜歡香港，因為這裏是我從小生活的地方……一路去看她走過的腳步真是……
梁： 對社會背景的瞭解也有助於瞭解作家作品背後的脈絡。
小： 對。有人說有沒有搞錯，你做了些與香港文學完全沒有關係的資料，譬如說南方局的資料我就有兩本。但如果你看香港左派的文化活動卻不知道南方局，又怎能知道當中的聯繫？雖然我很怕政治，但結果是無可避免的。
梁： 例如這裏有一疊關於戴望舒的《漢奸一事辯》，很明顯了，當時有一個複雜的政治背景。
小： 對，是誰控告他是漢奸的呢？那些告發者還在，我也訪問過他們，其中的恩怨很特別。
梁： 你剛才說到愈是了解香港，對她的感情愈深，可以詳細說明一下嗎？
小： 這份感情很特別。譬如這裏的確有很好的自由空間，左派、右派、第三勢力、古靈精怪的人都可以在這裏有發聲的機會。就算普通作家，沒有甚麼政治背景，都可以給他一個很好的位置生活下去。當你活了下去便自然對那地方有一些理解。所以我現在和年青一代說，不要錯過那些看似通俗的東西，例如「經紀日記」，它多少能表現當時香港社會，看它如何記錄、如何得到一般讀者的重視及共鳴，這很重要，這才是社會中真正的聲音。故此我也很鼓勵有心人去整理一下剛才所說的這些「非書」的文學史。
梁： 你以前在新亞讀書，受錢穆先生和唐君毅先生的影響甚深，但那個時期的新亞及中大是很強調中國文化傳承，你如何看待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呢？你在那個沒有人知道甚麼是香港文學的年代研究香港文學，難道沒有身份問題嗎？當時寫作的人不會有香港文學的意識自覺，反而可能覺得自己是中國文學的一員，後來大家才慢慢覺得我們這些東西原來叫做香港文學。所以我很好奇，你是一個在教育和學術上那麼用情的人，感情上你又如何看中國和香港的關係呢？
小： 我以前一直不當自己是香港人，我相信與我媽媽和小學的老師有關，我媽媽一直跟我談的都是中國，而非香港。我未入學，她教我唐詩三百首，在中國文化中感染了我。小學時候，我的老師全部都是內地來的，當然他們也會跟學校的規章教學，例如地理，先教我們學校的位置，是在灣仔駱克道。
梁： 這麼有趣的嗎？比現在的還好玩呢。
小： 對，很有趣的。我們要看着黑板大聲唸：軒尼詩道、駱克道、謝斐道、告士打道、盧押道……所以我現在都很熟悉灣仔。這才是真正的本地化和通識教育。但那些香港街道只存在於我的生活之中，考試時真正要考的還是中國地理，要畫地圖，記住哪個省份在哪，每個省份都要背。
回頭看香港，五十年代那時香港社會的風氣很不堪，貪污啊甚麼都有，那時候我們一班同學都討厭香港。或者也跟共產黨滲入學校有關係，我們官校的師兄師姐有些也是職業學生，而且讀書最好的學生就是職業學生。他們要滲入，一定找考試考得最好的學生。看看曾德成他們，都是從最好的學校畢業。我告訴你一個例子，當時我考進金文泰，初中一第一個學期我就考第一。有一天在操場上，一群師兄師姐走過來和我說，你很聰明啊。很奇怪吧，你怎麼知道一個中一學生考第幾名？他們問我喜不喜歡讀書，我說喜歡；然後他們就說我們有個讀書會，不如周六你來聽聽。嘩，師兄師姐找我去讀書會，很開心。我第一本在那裏讀到的書，便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你說多厲害。後來這些師兄師姐全被遞解出境。
梁： 他們多大？
小： 就是高中生。那時候很厲害的，所以英國政府怕得要命。最重要就是不要進了政治部的名單。但是我讀的那間小學卻是親國民黨的，因此我最會唱的國歌就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那首。我們就是在這兩種氛圍衝擊中長大。當時官校的老師懶得像條蛇也不會被炒，不講政治就行了。我有個老師就是怕我們出事，他上課時說：「你們去參加活動要看看他們的招牌，白底紅字、紅底白字的招牌千萬不要亂進；白底藍字、白底黑字的才好進。」你看現在還是有這種情形，工聯會剛剛改了招牌，不然你可以發現白底紅字或紅底白字的就是左派。時局如此，所以在我們的心目中，政治千萬不可亂碰。
回頭說說香港是甚麼？不知道，我當時完全不知道。特別是我們讀中學的時候，課程內沒有鴉片戰爭。在甚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只知道現狀有貪污之類的壞事。我從甚麼時候開始對香港有感覺呢？就是七十年代去日本的時候，你不能當自己不是香港人了，因為別人一定把你當成香港人看待。七十年代，日本人有很多投資在香港，所以他們也很有興趣想知道香港的事；但他們問我，我卻回答不了。於是我一回來就開始投入看報紙，在看報紙的過程中我開始問自己對香港的認識到底有多少。我在這裏土生土長，竟然甚麼都不曉得，這對我的刺激太大了。再看看三十年代那麼多人來香港，他們來香港做甚麼？為甚麼不去別的地方？這也是讓我思考的問題之一。例如，三十年代戴望舒來香港，為甚麼呢？他為甚麼不去其他地方？到了八十年代，我們全家移民，風風火火的，人人都離開，那為甚麼還有人逃亡來香港？對了，六十年代的大逃亡對我的刺激也挺大的。一層層累積下來的問題迫使我不得不問「香港究竟是一個甚麼地方？」在這個考慮過程中，我開始有了一點身份的認同。
到了回歸的時候，大家都在說：到底是中國的香港人還是香港的中國人這種問題，我就省得去想了，我很懶，我不喜歡在定義上纏繞。既然我不知道，我就去求知吧。就在求知的過程中，看到香港當年在英國殖民地的管治下，左派有機會，右派也有機會，機會怎用是個人的事，但最低限度空間是有的。文化大革命時我就回中國大陸去看，真的想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開放改革之後，我又比較早和內地有文化交流，見到老一輩的人受盡委屈，我又在想他們為甚麼會這樣，連一句埋怨的話都不敢講。我們再看看香港的羅孚父子，是不是也是個很大的刺激？他們不愛國嗎？他們是最愛國的，但是到現在羅孚一句話也不說。換成是我，早就會出聲了。所以對你剛才的那類問題我從來是迴避的，不願去想。我做好今天的事，我現在能為香港做些事，那些事將來或許有用，或許沒有用。
梁： 但從做文學史的角度去看，哪怕你一直堅持做資料搜集與分析工作，恐怕也很難避免這個地域界線的問題吧，就如戴望舒，為甚麼要把他放進香港文學的收藏呢？
小： 不知道，將來的事不知道啊。
梁： 將來就不會把他看成是香港文學的一部分嗎？
小： 常常有人問我為何不把張愛玲納入研究範圍。我說，她即使以香港背景來寫作，也不等於她是香港作家，或者屬於香港文學。所以現在值得考慮的就是，你應該當她是甚麼人。
梁： 所以香港文學複雜的地方就是，在七十年代之前，沒有香港意識之前，你如何判斷甚麼是香港文學？
小： 所以我就後悔了。研究香港文學，是不應有一個地域限制的，因為在那個時候，尤其是三、四十年代，中國的邊界與香港的政治邊界好像存在，但往來又很自由。早年的作家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大陸，他們來的時候或者不打算定居，但又無奈成為了香港人。那我為甚麼要定義這個人是香港作家，那個人不是香港作家呢？你剛才說到戴望舒，大概沒想到我會說將來的香港文學未必會寫到他吧。相對來說，研究文蹤是一定可以的，把他當成一個蹤跡。
梁： 假如文學史的主體不在作家的身份而在於地方呢？
小： 可以，但我還沒想透。老實說，這個研究是很稚嫩的。沒有很多人願意開心見誠來與你討論，有人會說我已有了個定義，你一定要跟着我走。
梁： 現在又有個新的情況，好像黃燦然和廖偉棠，他們有許多詩作都在大陸發表，被人接受為中國作家。這是不是代表我們又回到你說的模糊狀態了？
小： 這是必然的，因為不論是政治的地域還是讀者的地域，一開放後必然會有這種模糊的現象。最近西西都將所有的版權賣給廣西師大了，出版的書很漂亮。將來讀者要是問西西是甚麼人，你怎麼答呢？其實不用如此強制分辨，因為文學本身已經有一種超越時空的特點。你和馬家輝的作品均很受內地的讀者歡迎，為甚麼會受歡迎？當中一定有個溝通點，而這個溝通點不正正就是文學的作用嗎？所以我覺得不必要如此強調一位作家屬於哪個地域。我覺得將來香港文學會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
梁： 就好比馮驥才一直住在天津，而且深愛天津，幫天津寫了那麼多東西；但我們不會說馮驥才只是天津作家，不算中國作家。
小： 我很奇怪為甚麼中國人就是要分得那麼仔細。那麼多人跑來跑去，地域對他們來說根本沒太大的意思。你看那些南來作家，葉靈鳳長期在港，你覺得他是香港作家嗎？也不見得吧，他在香港那麼多年，沒寫過一部關於香港的文學作品，整天躲在回憶的閱讀世界中。為甚麼呢？作家一定有自己的道理。你再看看三蘇，從內地過來的，但卻完全不寫內地的事情，寫來寫去都是香港。怎麼去定義呢？根本不可能用一把尺來量度所有的人。我覺得自己的思想在這裏還沒想得周到成熟，所以我真的不敢碰這個問題。
梁： 每當大家提起要寫香港文學史，你就跟大家說時候未到，資料不夠。那要等到甚麼時候呢？還是有一天你會自己做？
小： 我經常說，我做磚，我不起屋，這是我自知的優點。我就是懂得這些細眉細眼的東西，將它們儲起來，讓將來有人用時不必再像我一樣從頭去找。我已經決定了在我有生之年都不會去寫香港文學史，這些資料則是我交給大家的東西。
梁： 今天香港那麼多年青人強調本土文化和保育，你怎麽看？
小： 我是喜歡的。殖民地時代，當局扼殺了所有關於根源的蹤跡，刻意不讓你知道，不讓你記住。天星、皇后碼頭拆卸的時候，我也去看過那批留守抗爭的年輕人。他們很奇怪，我這麼一個保守的人來這裏做甚麼？我說我是來看看你們的樣子，我想很感性地把它記在腦內。小時候我對天星碼頭最有感情了，因為我經常在那裏等待爸爸下班。它要拆了，我卻完全沒問題，一句話都沒說。為甚麼他們那麼年青，又不是天天到天星碼頭的人，卻會對它的拆卸那麼緊張？當中一定有些道理，那道理不是別人眼中的「沒事找事做」，必然有些甚麼在他們心中發酵了。所以我覺得，畢竟這一代的人把這個地方當成自己的地方了。
梁： 那就是當家作主。
小： 你沒問過我就來搞我的東西，我一定要出聲，就算沒用也一定要出聲。我們那時候就是覺得沒這種必要，你就搬個夠吧，反正不關我的事，那種冷漠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特質。如果要說真正的本土意識，那就是現在了。很多人說六十年代的崑南已經很有本土感覺，沒錯，他走得比較前，願意去想身份、去想委屈存在的意義。但當年這種例子始終不多，現在則是一整代人都有這個概念，所以我覺得真正的本土化是在八十年代以後。但他們有一個毛病，那就是沒有根，往往只截取一段七、八十年代的片段，以前香港走過甚麼路他們不是太清楚，所以有些事情重複了卻不知道。以前英國人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不讓你記憶，所以現在他們除了向前走也應該回顧一下。請注意，不是懷舊，我很反對懷舊，如果只是緬懷過去走過的路，沒有總結經驗來幫助自己更健康地向前走一步，這種懷舊便不夠好了。
梁： 這個特藏中你覺得最有趣的重點是甚麼？
小： 我覺得每一樣都很有趣，我當然認為自己的子女每一個都很有趣，你隨便拿一篇文章來看看也很有意思。譬如二十年代香港已經有人用很先進的理念討論香港教育了……
梁： 你從前買舊書的數量驚人，盡人皆知。如今你捐了這些書，買書的習慣有沒有改變，買少一些呢？
小： 書反而買多了，但我看書的習慣卻改變了。以前我在中文大學教現代文學，可以說從三十年代一直到2002年，所有散文我都不放過。我也看小說，因為有學生跟我寫論文，他們選的小說我也要看。但現在我一點都不看了，我不再看文學，除了香港一些新的年輕作家。我現在是不務正業。
梁： 那看些甚麼？
小： 在看建築、看文化上的書，看一些日本文化發展的書。
梁： 所以現在買的書也都不一樣了。
小： 不一樣了，你找天上我家來看。大概有幾類，一類有關日本；一類是香港文化，能買多少就買多少；還有一類是建築的書，和介紹京都的書。
梁： 我記得你寫過希望以後自己別再買那麼多書，對吧？
小： 唉，就像上了毒癮很難戒，反正這又不是非法的東西。一逛書店身心都全進去了。
2010年4月19日 星期一
新聞．不願聞
1.
青海地震天天上頭條，天天的重點都是黃先生。黃先生的精神，我很欽佩。但這樣天天大幅報導，香港人未免過於自大了吧。人家地震耶，報來報去就是報自己地方出了個英雄？若然媒體真切的因黃先生的離去而感動，好應該更努力的去報導當地的情況，無論是當地現在缺甚麼，還是追尋豆渣的真相，以媒體的力量幫助當地人才是正途吧~
2.
終於有人出聲(超感動~~)
(藍色文字為筆者所加)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0417/4/hjx5.html
不滿教會「河蟹」 團體今街頭崇拜
(明報)2010年4月18日 星期日 05:10
【明報專訊】本港基督教會被指近年傾向保護權貴，未擔任為弱勢發聲的角色，有教友自稱曾被教會勸阻參與反高鐵遊行，正修讀浸禮基礎課程的她更稱被無理要求重讀重整價值觀的課程。有團體今早會舉行「反對宗教護蔭權貴」街頭崇拜，反思教會與當權者的角色。
教徒投訴阻止反高鐵
教徒陳小姐（化名）參與教會活動兩年，她按教會規定在接受浸禮前修讀3個課程，每個課程都需要接受考試及達到要求的出席率，才可「升班」。陳小姐說，她修讀首個課程時曾參與六四 集會、七一遊行 、反高鐵遊行及到民間電台聆訊聽審，當時教會中人向她明言「遊行是可接受的極限」，參與的活動至警察清場已是過分，指她信神若夠深，就不會參與遊行。
(那些教會中人信神若夠深，就不會盲目相信權貴。
請問耶穌潔淨聖殿、安息日治病，為的是甚麼？
當權者必然是神的僕人嗎？那麼當時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是神的僕人嗎？
就算是神的僕人，人必然不會錯嗎？
你是信徒，是神的僕人，看見當權者的政策未有照顧我們"最小的弟兄"、甚至使我們"最小的弟兄"活得更水深火熱，弟兄姊妹間貴於以愛心說誠實話，以和平的方式參加遊行訴說其不是有何不可？比起耶穌潔淨聖殿，遊行算甚麼？)
有關勸喻持續至她完成次階段課程，她自言有被邊緣化的感覺，「教會找來與我不相熟的人跟我傾偈，其實似質問我，然後說我不及格，不能繼續課程要重讀，卻無法解釋原因，但之前有人出席率不夠也可升班」。她慨嘆﹕「我不介意大家想法不同，但不要排斥異見吧！」
宗教團體近年偶有被指「河蟹化」，成員包括社運人士和青台（網上電台）成員的「宗教霸權關注行動聯合回歸基督精神同盟」，今日會舉辦「反宗蔭權」街頭崇拜，預計最少有40人參加。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龔立人將出席講道，並已邀請早前呼籲教友「讓我們以所投的一票將所有暴戾驅逐出立法會，或以極多的空票來展示我們的不滿」的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主任牧師吳宗文參加。
吳宗文曾公開在祈禱會上發表「信徒當尊重長官，因為他們是神的佣人」、「所謂民主政治有時與暴民政治是一線之差」等言論，今日活動發起人之一虞瑋倩表示，港福堂有不少權貴教友如律政司長黃仁龍夫婦等，她批評現時很多教會少有為弱勢社群面對不公時站出來發聲，亦不再從道德角度指出政府的不是，「不是逢政府必反，但大家看到社會公義要如實反映，不應埋在沙堆」。
發起人：教會少為弱勢發聲
另一發起人「快必」說，社會制度的暴力比議會中要多，「20元時薪不是暴力？為什麼沒有教會站出來？」他又說，部分教會牧者叫教友不談政治的同時，卻將自己的政見滲入講道中。
正修讀神學的林子健指出，現時教會需要資金生存，放棄為遭遇不公平的弱勢社群發聲，教會牧者碰頭談的是教友人數、有多少奉獻等，形容現時的教會「好市場主導」。
本報記者昨日曾聯絡聖公會，詢問關於教會的立場，但未獲回覆。
訂閱：
文章 (Atom)
